因為先進國家的財政赤字刻正不斷飆高中，在1960年代末，由反越戰與嬉皮世代所帶動的反戰、反社會情結，再次得到新世代的共鳴回應；自從今年以來，由「阿拉伯之春」所帶起的一股社會參與熱潮，也逐步在歐洲及美洲國家間蔓延。

政策調整影響職涯

其實早在1970年代初，學界間基於代溝與反戰所割畫出的隔閡日深，以及對於父權體制與社會正義觀所進行的一連串批判反省，開始分別從法哲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世代正義的問題。扼要言之，在環境永續與資源維護的循環運用上，在赤字財政與徵兵參戰的義務指派，在教育投資與醫療照養的分配負擔等議題，如何提出一套論述依據與決策邏輯，讓尚無參政投票權的年輕人，以及還未受孕出生的未來世代，都能得到公平對等的看待。

如果將過去60年等分成4個時期，分別為民國40至54年、55至69年、70至84年、85至99年，檢視每一階段所採行的政策及調整，似乎對於當時的青年都產生極重大影響，特別是對該世代後續的職涯發展。

在第一個階段，台灣實施農業革命與土地改革，讓7成以上的年輕人擺脫父祖輩的宿命，由佃農轉成有產的地主階級，激發出農村的富裕活力，當時的年輕人如今都早已屆古稀之齡。

在第二個階段，一方面，國家全面推動9年國民義務教育，擴大對人力的養成投資；再則，經商貿易成為當時的新風潮，大批中南部農村人口選擇入城或是北遷；就連台灣當年的棒球隊也所向披靡。後來的海外台商和中小企業主，大都屬於在這個階段發跡的黑手師傅。

而在第三個階段，台灣大舉推動金融自由化，也進行產業鬆綁開放。在高等教育的加持下，當時的年輕世代多數擁有白領階層，或是科技新貴的身分；更在金融槓桿的推波助瀾下迅速致富，與整體台灣產業的升級與國際化同步增值。

社會精英三大類型

而在最後一個階段的年輕人，雖然不再能藉由產業的轉型發展搶占要津；卻見證台灣的民主轉型，與福利社會的提升促進。尤其是在醫療健保普及化下，讓這批年輕人不再有生離死別的慨歎，能對生命權平等尊重；在民胞物與的情懷下，對於守護台灣尊嚴與主體性的責任，已然產生不可撼動的投入融合。

冷戰時期的台灣，為了自我防衛與爭取外援的雙重考量，在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備戰中淪為最前哨，終至全民皆兵。例如，從民國47年起實施推動的預備軍官制，和更早即已開始的徵兵義務。社會精英在和、戰、生、死的煎熬下，可歸納三大類型，分別是：追逐個人發展，傾向與美國一致觀點的自由主義者；以社會主義為論述基礎，具古士大夫悲憫情懷的苦悶知青；以及接受和平反戰理念，卻又將嚴肅的冷戰問題，過度簡化為拒絕承受國共內戰的原罪，甚至改以支持台獨作為叛逃的主訴求。

經過多年的撕裂對抗，如今這些迷失、衝突與徬徨，正逐漸喪失動員能力。當兩岸和平曙光的照亮，讓戰爭陰影與對死亡的恐懼消逝，新一代年輕人將可以更自由的揮灑，為自我前程安心綻放。

（本文刊載於2011年10月1日旺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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