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昨天大篇幅刊登許倬雲院士與沈君山校長「從殘障中站起來」對談的全文，對於知識社會的建構有一定程度的意義。作為身心障礙族群的一員，在拜讀與感受之餘，我們期待「從殘障中站起來」此一對談有更大的社會性轉化效應。具體地說，超越身體障礙之於攀登人生顛峰的論述意涵，將不僅止於個人成就的道德化，而是有其社會性實踐的可能。
長久以來，國人以及整個社會還是慣常從道德性的角度來看待個人的成長，特別是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努力與成就，對此，包括許倬雲、鄭豐喜、劉俠、朱仲祥等人，早已成為當代台灣社會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只不過，彰顯這些人奮發向上以及超越自我的同時，整個社會卻沒有相與對應的自覺與反省，換言之，這些人的成就並沒有成為一股用以改善身心障礙者人身處境的積極轉化力量。於是，每年的戲碼要不是在年度十大傑出青年榜單上有一、二位應景的殘障者，便是每年的各級聯考總要大幅地報導若干殘障考生個人卓越的學業表現。總之，平心靜氣地看待這些人的成就時，喜的是透過這些人所承攜的表率意義，多少可以作為其他殘障者向上提升的示範效果；然而，憂的是社會只將這些人的成就簡化成為個別性的努力時，那麼，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處境及其對應措施，被窄化成為一種「問題的人」，亦即，將這些人的成就歸結於個人的資材、努力與機運，而不是去思索如何透過各種積極性的差別待遇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就醫、就學、就業與就養各方面的現實需求。也就是說，將殘胞所身處的各種難題視為是一項「人的問題」，終極來看，妥善地為身心障礙者建構一套涵括經濟安全保障、社會接納以及自我成長的服務整合體系。
總之，「從殘障中站起來」的對談之於沈君山校長是理性與知性的；之於許倬雲教授則是感性與人文的，但是，這種多重交會的論述意義，還是必須擺回現實的生活世界中，方能有其社會性實踐的可能性，對此，個人願意借貴報一角，來回應如何從務實的角度以同理身心障礙者的痛楚並提供殘胞一個真心的關懷。
自今年的八月一日起台北市身心障礙人士路邊免費停車的辦法已經有所變更，取消了以往出示「殘障手冊、駕照以及行照」三證以獲取停車優待資格的規定，並且改由身心障礙者「必須」自行前往公有收費停車場或路邊收費管理員藉以辦理免費停車的核銷手續，然而，不當的配套做法卻也使得該項的福利作為演變成為一種為德不卒的擾民措施。試想：僅以台北市有限的公有停車場以及擁擠不堪的道路設計來看，要求身心障礙者拄著拐杖、匐馱前行以及趴著填寫資料以取得停車優惠的不人道做法，其所造成的後果要不是身心障礙者自動放棄停車優待的權利，便是要以身心諸多不便的代價來換得停車的優惠。
至於，無法自行駕駛特製車的身心障礙者，若委由家屬或陪伴人載送，則必須要在停車的當日「載送」身心障礙者並持三證以辦理免費銷單的驗證手續，同時只限當日逾期不予受理。試想：那些無法自行駕車的身心障礙者而極需要他人的陪同辦事，那堪再一次地提振起精神並且強忍著生理上的痛楚，以便於在茫茫的都市叢林中找到可以辦理核銷的單位，尤有甚者，這種驗名正身的做法根本就是對於殘胞人權的侵犯。
在既有社會性歧視的價值思維裡，身心障礙者已習慣扮演隱形者以及吞忍者的角色。以此觀之，台北市這項殘障人士免費停車措施的變更做法，不僅使得良法美意大打折扣，更是將非身心障礙者藉由影印變造冒用以享有免費停車優待的罪愆稼接成為身心障礙者不可承受的「原罪」，連帶地，爾後各種竭盡心思的防範、圍堵措施，最後所陪葬將是身心障礙者唯一剩存的人格尊嚴。
無可諱言，我們的社會只習於凸顯個人的毅力與家人的扶持，反而漠視了身心障礙者各種問題背後的真正癥結，這使得對於殘障者人身權益的維護彷如畫餅充饑般地不切實際。準此，如何去勾勒身心障礙者諸多的生存圖象，這應該是「從殘障中站起來」對談下一步再出發的契機所在！總之，相應於「從殘障中站起來」而來的思索當是對於有關身心障礙者所處環境與條件的全面性檢視，畢竟，擺脫悲情是建基在活出自我的願景上，不過，這樣一份願景的開拓除了激情的人道關懷以外，還需要智慧熟慮的全面性改造！
（十月十七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