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日昨報導，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與香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聯合發布2010年全球前60大的經濟體「全球化」程度調查分析結果，前三名依序為香港、愛爾蘭及新加坡。我們台灣排序在第12，在亞洲地區則排序第3，即僅落後於香港、新加坡；鄰國的韓、中、日排序為33、39及42，韓國且由09年的25降為10年的33。

全球化表現評析所使用的「全球化」評比，分為「貿易開放程度」、「資本流動」、「科技及意念交流」、「勞動力流動」及「文化整合性」五類指標。這五類指標中，台灣以「科技及意念交流」得分最高，次為「貿易開放程度」，最低的是「文化整合性」。其實這五類指標所評析出來的「全球化」，對外銷導向型及服務型的經濟體較為偏好。

評析單位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三個經濟體中有二個在亞太區，這顯示出亞太區對「全球化」的「積極參與」，以及這三個經濟體致力「營造有利環境，促進商品、人才、資本與意念的自由流動」係主要因素。但也進一步解釋，「全球化」程度高低與各該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並無高度相關。果如是，則「全球化」程度評比的意義究竟何在？有何指示或參考價值？

「全球化」的意識與概念，源於1972年「羅馬俱樂部」Donella Meadow等教授出版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系列報告，其中揭櫫的全球性問題與理論思索。此後學術界採取了新的「全球模式理論」方法論述，「全球化」遂蔚為顯學並跨越國界，流布於商業主義、國際分工、大國霸權等等的論述張本，並成為與「西方思維、科技、進步、文明」的同義詞。

其實「全球化」的初始本衷，應在於促進各國透過合作以增進地球環境的永續發展，藉由互助協商與夥辦關係共同解決貧窮，疾病、戰爭與人權問題。不過晚近的發展，卻進一步變成如何在「全球化競爭序列」中得利與占先的迷思，似乎已經岐路亡羊。

至於企業本身如何看待「全球化」潮流？安永事務所營運長John Ferraro的詮釋堪稱代表：要成為全球化企業中的「贏家」，關鍵在於必須了解全球政治氣候及其對於公司經營的影響；但多數公司在做投資決策時，經常忽略了其重要性。所以，才創出了這項「全球化」程度的年度評比。

這項評比的排名居前，其實並不能彰顯我們的國家競爭力，也不應讓我們有沾沾自喜的卓越感；反而應該要審慎思索，我們是不是太過於仰外人鼻息、遷就眼前現實，以換取經濟發展與所得？果如是，或許我們應該調整自己的經濟體質與發展策略，才不會日漸喪失自我主導性，最終消失於國際金融競逐浪潮的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