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於今年國慶日又再次提到「期待兩岸應恢復協商機制」，並宣誓所謂「國土新中間」路線。而在八月份的經發會閉幕式致辭中，陳總統亦提到「新世紀、新國家、新中間路線」，認為廿一世紀台灣必須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產業投資與弱勢照顧，企業利益與勞工權益間，找到穩定的第三條路。儼然新中間路線成為民進黨的執政理論基礎。但是所謂新中間路線是否是當前台灣政府治理的萬靈丹呢？尤其是其應用兩岸政策上的效果又如何呢？

就民進黨言，最理想的戰略位置是在一中議題上能繼續堅守陳總統的新中間路線，特別是讓陳總統實踐選前承諾「退出政黨活動」、「政黨分離」，因而能固守左翼基本教義派的穩定支持，且同時又能兼顧擴充右翼或中間偏右的政治勢力板塊，則所謂執政黨針對一個中國議題的第三條路指導原則隱然若現，但是，新中間路線是一個安全的政策指導綱領嗎？

「第三條路」（新中間路線）是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的國家政策定位主張，「強調左派社會願景，右派策略實踐」。期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右派的自由主義間尋求一項妥協的第三條路。第三條路在選舉期間，被運用成高度迷人的政治口號。經過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六年兩度激烈選戰，終於幫助英國工黨及布萊爾，奪回十六年前被柴契爾保守黨所奪走的執政權。

然而，「第三條路」近日卻被現任英國貴族院議員的社會衝突論大師達輪道夫（Lord Ralf Dahrendorf）批評為是「後現代語言的空話」。德國斯洛德總理與義大利的左派及共產黨聯盟，甚至於英國布萊爾在執政之後都對此一口號避之唯恐不及。達倫道夫認為新中間路線其本質只是一些政客所操弄的「政治空話」，完全沒有一個具象的實質概念存在。因此呈現在執政舞台上的，就只有一長篇的「施政項目」（list），而這些項目卻無法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政策方向（program）。所以達倫道夫針對第三條路的總結批判是「全民政治」、「人民政府」的主張根本是超越民主體制之外的政治語言，如果有人嘗試實踐，他只有祝福這些人好運。

陳水扁政府在五二○後，新中間路線之大陸政策首先表現在「九二共識」與台獨綱領間所取得的模糊用語「九二精神」上。其次，所謂「華人」的說法即是「中國人」與「台灣人」間的第三條路。而戒急用忍及全球化壓力下的大三通政策之間，所倉促定案的「小三通」，則更是一項權宜的臨時性第三條路。由於大陸政策所採取的新中間路線含混模糊立場，致使我們所見的大陸政策，只是技術性的「擴大延攬大陸科技人士來台」，「開放大陸記者駐台採訪」及「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旅行」措施。而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中，關於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均採取迴避的忸怩處理。這正符合達倫道夫所批判新中間路線永遠是一串「施政項目」，而沒有明晰的「政策方向」，對於實質問題的解決毫無助益。

新中間的大陸政策縮短了台灣人民維持現狀的可能性，也造成時間不站在我們的一方的事實。這種後現代政治迷思，可能帶給台灣人民的災難，全體台灣人絕對無法只是以祝福這些推動者好運來輕鬆對應。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10.22中華日報第九版「國政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