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日前接受媒體專訪，表示台灣的認同問題有必要再加強，應該「再來一次」；因此，他認為退休後心境上發生了轉折，決定出面挺「台聯」，為的不是「台聯」，而是台灣。
在李登輝的思考邏輯裏，認為他不是「台聯」的人，只是看到政局不穩，立委選後情況可能會更不一樣，他無法預測未來政局的變化，但是必須有一強而有力且團結的政黨，這樣台灣才會有安定的方向。
至此，李登輝何以會選在退休後，不甘寂寞，並且親自站上火線，對昔日的同伴與僚屬一再開火，原因就在於他是以「長者」之姿，「父母教孩子，錯了就要告訴他」，並且，不管會不會影響他的地位與威望，年歲儘管大了一點，「愛台灣的情感還是要充分發揮出來」。
問題在於，李登輝所認為有問題的台灣「認同感」與「共同體」（community）意識，其實正是他執政時期所積極形塑的「生命共同體」價值內涵衍生而來。李登輝在主政的十二年中，為了落實「本土化」的路線，以及亟欲強化國民黨政權「台灣化」的基礎，不斷透過政治文化上的操作，形塑新的價值觀念，包括「生命共同體」與「社區總體營造」等企圖深耕「政治土壤」的「價值實驗過程」，都正足以說明了李登輝在這方面的企圖心與努力。
當時，李登輝認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不管先來後到，不管是原住民或外來政權，都應該認同這塊土地，以更為積極的生活意識與融合態度，從台灣的價值觀出發，來建立對台灣的認同感」。正面來看，住民對於自身歷史與文化的省思，正是加深「認同感」根源的內化力量；然而，過於偏狹的歷史與地理觀，或是一意正面褒揚，卻缺乏批判反思的自我定位，極易落入「過度詮釋」或「選擇性記憶」的盲點與窠臼。
李登輝的歷史觀與「共同體」意識，正是在特定的歷史與地緣情結下，所形塑出來的「選擇性記憶」。李登輝一生當中，對於日本文化的濡慕與追思，造成了他對日本「鎖國文化」當中的「文化意識」與「生命忠誠」極度認同，並終其一生，潛藏在生命記憶的深處。因此，李登輝的「本土化」路線，毋寧說是「異國文化」與「本國地理」交雜的一種「歷史與個人情感」。
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李登輝為何曲意維護他任內一手建立與推動的「政治與文化價值」了！因為這是潛藏在指涉著特定政治人物（political figures）從個人感官與歷史記憶中出發的道德情操，尤其以李登輝這樣的「歐吉桑」為代表。但是他所代表的，又絕非同一世代的歷史記憶所可「概括承受」，因此他必須親自揮軍上火線，向悖離「李登輝路線」的人，毫不留情地開鍘了！
可惜的是，李登輝擴張了個人的歷史情懷，卻忽略了民族宏觀的歷史視野與社會機制的制約。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三十年前論述「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時，就認為「社會的政治體制與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社會力量是民族、宗教、地域、經濟或社會身分的群體」。李登輝選擇將個人歷史詮釋與政治體制接軌，企圖創造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政治空間，翻轉了同一土地上共同多數人的其他詮釋與認知，其路線受到同樣的批判與反思，是不足為怪的！
因此，退下政治舞台的權力菁英們（power elites），允宜深思的是，從高度的政治與歷史視野來看，在政治與個人生命平行並進的軌跡中，若果達到政治、經濟或社會的改革成就，必是社會力量交相糾結的揉合過程，實不必過度依戀與懷想；因為，任何一種植基於歷史感官的揮發過程，必然也受到新的權力菁英批判與反思，過往的歷史陳跡，又何必非要「再來一次」呢？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10.17中華日報4版國政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