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OECD發表「知識經濟報告」，認為以知識為本之經濟即將改變全球經發展型態後，「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ic）已成為當前熱門的話題與時代精神，陳水扁政府上台後也趕上這股風潮，積極推動「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在此本文擬從反省的角度探討知識經濟背後潛藏的問題。

我們不能忽略知識經濟概念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競爭邏輯之上，欲發展知識經濟，其國家體制必定是偏向民主自由政體，並能夠接受專利、智慧財產等價值觀，且願意納入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經濟在全球化機制運作下，造成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的效果，政府與經濟的關係被推上史無前例的密切程度，使得政府在傳統角色扮演的選擇空間愈來愈狹隘，自主性也愈來愈小，政府被迫走上知識經濟之路，但與知識經濟強國相較，郤可能得不到任何競爭優勢甜果。其次，知識經濟的落實，有賴國家整體結構與政府治理模式朝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作同質性調整與發展。許多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之民主先進國家，在發展新治理結構時，逐漸形成一種足堪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治理典範」，例如，A. Kazancigil認為國際組織所主張之好的治理結構是以執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準備，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好的治理應該是著重效率、良好財政、巿場導向、減少干預、私有化、民主、分權化、責任、透明、公平、正義、法治、公民與社會經濟權利。但必須提醒新政府的是，全球化的深刻意涵可能是資本主義的普世化、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再正當化，此外，跨國企業的影響將凌駕個別政府，國家的自主性逐漸消失，部分國家政府將更難保障立國精神與特殊國情需求，例如我國加入WTO以後，政府如何在公平正義原則下，處理龐大的農民經濟問題？而且在知識經濟發展下，傳統產業將何去何從？因此，本文必須提醒，在一遍全球化的呼聲中，政府有責任深切反省我國真正的競爭優勢與內政角色的堅持。

在一個強調知識擅場的時代，知識的效用只有在「善於管理」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因此，「知識管理」使成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實戰課題，隨著教育的普及、電腦網路科技的進步、使得知識的取得成本降低，加上政府與企業有計劃地投入研發工作，增加了知識創造的「可控制性」，如欲加入全球化知識經濟運作體系中，國家在知識管理的能力將成為重要的致勝因素，其中較具挑戰的是政府如何將源自企業的知識管理概念運用到整體國家治理的架構上。

此外，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運作機制下，政府與民間的分野必將模糊化、各國內政必將逐漸國際化，跨國的資源流動勢必更為頻繁，民間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勢必日益增多，傳統部門分野或相互抗衡的舊觀念將逐漸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尋找各行動主體共同的溝通基礎－「知識」，並以知識管理為社會各部門整合的中心，因此意識形態、偏見、歷史恩怨恐都必須退位。

最後，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知識經濟可能帶來的苦果，並且須有「善後」的能力，知識經濟是西方經濟強權國家在全球化基礎下走出的道路，尤其美國過去近十年的經濟榮景便是以知識經濟取得優勢使然，目前知識經濟的苦果已漸漸浮現，尤以知識貧富差距加大最為明顯，國內學者曾以新竹科學園區之高科技人員之品紅酒文化，與園區外建築工人之嚼檳榔文化作為對比，反映出就業人口兩極化的嚴重問題，因此各先進國家早已思擬對策予以因應，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極為貼心的措施，派出免費公車至各國宅載運老年人至政府單位學習上網，以落實知識利益全民共享的原則，實值得我國政府深思，尤其當我國被動因應國際環境變化時，若只一味跟流行而缺乏反省能力，則終將落入政策時間差的宿命。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