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十年來的台灣政治變遷，「貪腐/廉能」實是一關鍵理念。一個政黨若被多數民眾認為是貪腐代名詞，則可能不僅失去中央執政權，快速流失立院議席，也可能在地方執政縣分被競爭對手所取代。陳水扁前總統執政時期的民進黨即是例證。然而，雖然馬英九總統從政以來，個人清廉度鮮受質疑，但在其就任總統之後，卻也未見非常明確的改革行動，實踐其廉能政策許諾。儘管陳前總統的相關案件，確實已在司法體系審理之中，但仍然未見對於整體廉政、防弊的改革舉措。前陳總統政府內多有政府高層涉入弊案；馬政府時代，目前為止未有政務官涉入貪污事件，卻有軍方買官案、看守所收賄弊案種種公務員疑似違法失職事件。面對前朝官員重大貪污事件，及現在少數不肖公務員腐敗情事，馬政府實宜加速審視我國政治體制之中，各種不利廉政之因素，並加以深入 改革。
與公務人員廉政相關的法令、制度、甚至文化因素不勝枚舉，然舉其犖犖大者，實可歸納為三點：選舉經費造成候選人重大財務壓力、公務決策及政府運作不透明、公務人員對彼此袒護包容的習氣。
以現制而言，鄉鎮市長候選人選舉經費動輒千萬以上，立委選舉花費常以億計，更不用說縣市長或總統選舉之花費驚人。競選經費如此高昂，則在位為官時， 是否可以一介不取，已經不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現實財務問題。如果所有的民選公職人員，背上常有千萬債務，或者，心中需要憂慮下次選舉經費著落，當不義之財送到手上，是取或不取? 當廠商以個人捐輸換取「通融」或「方便」，民代或官員拿或不拿? 如果斥資重金才能選舉，如果這些政商結構無法監督、透明，政治怎可能有清明的一天?
無論是民選政治人物或是常任公務人員，其決策環境，往往相對而言十分封閉。正式的監督機制，也就是民意代表，本身往往就是會被利益團體收買的對象。然而， 無論民間監督機制、或一般政策關係人，都難以從政府取得資料，了解決策過程、決策緣由，甚至決策結果。真正了解內幕，又能取得相關證明的，往往是政府內部的人士。但對公務人員而言，往往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畢竟公共財源的浪費，無損公務人員個人前程，不造成其個人損失。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進入公職， 往往求的是安定，而不是共善；雖也有積極進取者，但往往也視得罪同儕為畏途。在多數人的姑息縱容氛圍下，確實有利少數不肖公務人員，利用公共權力及資源，苟且營私，損害公共福祉。
政府目前已經訂定了一系列防貪腐的法案，也就是所謂「陽光法案」。然而，目前這一系列法案，是否有明確的防貪作用，仍難以證實，但其規範限制，卻已造成了相當顯著的成本。《遊說法》意欲讓遊說行為透明化；然而，遊說行為迴避監督實在太過容易，任何團體要進行不利公共利益的遊說，都可以私下解決，《遊說法》 反而可能成為政治人物阻卻弱勢團體與之接觸溝通之工具。《政治獻金法》未對於選舉期間外的獻金加以明確規範，並且，也甚難阻卻地下化、以現金往來的捐輸行動。《利益迴避法》上路至今，受到裁罰者多是「小學校長任用親戚擔任工友」一類較輕微事件。基於《財產申報法》規範，全國每年三萬餘公務員耗費大量時間心力申報財產，監察院等受理機關耗費大量人力及資源接受申報，是否嚇阻了貪污行為，並不明顯，但其可觀成本，卻顯而易見。並且，與《政治獻金法》相同的是，因此兩法至目前為止，雖有不少裁罰申報疏失之案例，但仍少見因為申報獻金、申報財產，而查獲貪污罪行的案例。其實，《財產申報法》若沒有配合「財產來源不明罪」法制化，實仍是無牙老虎，無法將明顯的貪污人士加以入罪。
持平評議我國陽光法制，確實有提高貪污舞弊風險之效果，但仍尚未根本改善貪污事端發生的種種結構因素。在此，希望特別藉機點出三個有待嘗試及設計的制度，或可對我國廉能政治帶來一些助益：公費選舉、政府透明化、貪瀆罪行舉報者之鼓勵保護。
「公費選舉」是國人較少接觸的概念，但卻是德國、瑞典、芬蘭、挪威、丹麥等國行之有年的進步制度。由政府提供資金，或直接提供相關資源，讓候選人投入選舉時不必擔心資金問題，乃是北歐國家維持政治清明的良方。在公費選舉之中，宣傳政見的管道都由國家供給，而且通常限制候選人使用私人財源，甚至加以禁止。 此外，在台灣若要落實公費選舉制度，還需設計合適制度，對候選人參與公費選舉之資格可加以合理限制，以免參選爆炸及浪費公眾資源。
「政府透明化」是國內已經頗受認同的政治改革理念，政府也有以此為方向之作為；然而，至今透明化程度仍然有限，而且進展太過緩慢。今日政府公文系統已經全盤電子化，《電子簽章法》亦已施行，只要法律修改，我國政府所有公文書、公務報告、政府檔案資料，都可以開放民眾(尤其學術界、媒體等)索取電子檔案。若能進行更開放的革新，則在野黨及民間各界，可以對政府各種人事升遷、工程採購、政策制定…發揮更多監督功能，此將有助於減低政治與行政過程的舞弊營私。
「貪瀆罪行舉報者之鼓勵保護」相關制度在台灣討論頗為有限，但是在歐洲及美國，數個關於菸草公司違法、FBI濫權等重大事件，之所以得以水落石出，就是因為有內部舉報者(或譯為吹哨者，whistle blower)對其任職機構不當行為的挺身檢舉。然而，內部舉報者往往會面對任職機構之報復，以及受到同儕的群體壓力，而且舉報行為往往完全沒有帶來任何實質補償。為鼓勵及保護舉報者，美國訂定了《舉報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2007)，並且成立「國家舉報者中心」(National Whistleblower Center)負責相關事務。我國亦可仿此機制，建立對舉報者心理、社會、經濟、安全上的保護及補償制度，鼓勵公務人員，對政府機關中不當作為，挺身加以指正。
廉政改革是否啟動，實是操於國家領導人、執政團隊，與執政黨之手中。兩年前百萬紅衫民眾上街頭抗議扁政府之貪腐，一年前七百萬民眾將政府付託於馬總統及國民黨，均期待能看到廉能改革之具體作為。寄望執政團隊運用更多創新的方法，致力革除台灣貪腐的幾個根本問題；這應是全民的期待，也是提升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
-->
與公務人員廉政相關的法令、制度、甚至文化因素不勝枚舉，然舉其犖犖大者，實可歸納為三點：選舉經費造成候選人重大財務壓力、公務決策及政府運作不透明、公務人員對彼此袒護包容的習氣。
以現制而言，鄉鎮市長候選人選舉經費動輒千萬以上，立委選舉花費常以億計，更不用說縣市長或總統選舉之花費驚人。競選經費如此高昂，則在位為官時， 是否可以一介不取，已經不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現實財務問題。如果所有的民選公職人員，背上常有千萬債務，或者，心中需要憂慮下次選舉經費著落，當不義之財送到手上，是取或不取? 當廠商以個人捐輸換取「通融」或「方便」，民代或官員拿或不拿? 如果斥資重金才能選舉，如果這些政商結構無法監督、透明，政治怎可能有清明的一天?
無論是民選政治人物或是常任公務人員，其決策環境，往往相對而言十分封閉。正式的監督機制，也就是民意代表，本身往往就是會被利益團體收買的對象。然而， 無論民間監督機制、或一般政策關係人，都難以從政府取得資料，了解決策過程、決策緣由，甚至決策結果。真正了解內幕，又能取得相關證明的，往往是政府內部的人士。但對公務人員而言，往往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畢竟公共財源的浪費，無損公務人員個人前程，不造成其個人損失。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進入公職， 往往求的是安定，而不是共善；雖也有積極進取者，但往往也視得罪同儕為畏途。在多數人的姑息縱容氛圍下，確實有利少數不肖公務人員，利用公共權力及資源，苟且營私，損害公共福祉。
政府目前已經訂定了一系列防貪腐的法案，也就是所謂「陽光法案」。然而，目前這一系列法案，是否有明確的防貪作用，仍難以證實，但其規範限制，卻已造成了相當顯著的成本。《遊說法》意欲讓遊說行為透明化；然而，遊說行為迴避監督實在太過容易，任何團體要進行不利公共利益的遊說，都可以私下解決，《遊說法》 反而可能成為政治人物阻卻弱勢團體與之接觸溝通之工具。《政治獻金法》未對於選舉期間外的獻金加以明確規範，並且，也甚難阻卻地下化、以現金往來的捐輸行動。《利益迴避法》上路至今，受到裁罰者多是「小學校長任用親戚擔任工友」一類較輕微事件。基於《財產申報法》規範，全國每年三萬餘公務員耗費大量時間心力申報財產，監察院等受理機關耗費大量人力及資源接受申報，是否嚇阻了貪污行為，並不明顯，但其可觀成本，卻顯而易見。並且，與《政治獻金法》相同的是，因此兩法至目前為止，雖有不少裁罰申報疏失之案例，但仍少見因為申報獻金、申報財產，而查獲貪污罪行的案例。其實，《財產申報法》若沒有配合「財產來源不明罪」法制化，實仍是無牙老虎，無法將明顯的貪污人士加以入罪。
持平評議我國陽光法制，確實有提高貪污舞弊風險之效果，但仍尚未根本改善貪污事端發生的種種結構因素。在此，希望特別藉機點出三個有待嘗試及設計的制度，或可對我國廉能政治帶來一些助益：公費選舉、政府透明化、貪瀆罪行舉報者之鼓勵保護。
「公費選舉」是國人較少接觸的概念，但卻是德國、瑞典、芬蘭、挪威、丹麥等國行之有年的進步制度。由政府提供資金，或直接提供相關資源，讓候選人投入選舉時不必擔心資金問題，乃是北歐國家維持政治清明的良方。在公費選舉之中，宣傳政見的管道都由國家供給，而且通常限制候選人使用私人財源，甚至加以禁止。 此外，在台灣若要落實公費選舉制度，還需設計合適制度，對候選人參與公費選舉之資格可加以合理限制，以免參選爆炸及浪費公眾資源。
「政府透明化」是國內已經頗受認同的政治改革理念，政府也有以此為方向之作為；然而，至今透明化程度仍然有限，而且進展太過緩慢。今日政府公文系統已經全盤電子化，《電子簽章法》亦已施行，只要法律修改，我國政府所有公文書、公務報告、政府檔案資料，都可以開放民眾(尤其學術界、媒體等)索取電子檔案。若能進行更開放的革新，則在野黨及民間各界，可以對政府各種人事升遷、工程採購、政策制定…發揮更多監督功能，此將有助於減低政治與行政過程的舞弊營私。
「貪瀆罪行舉報者之鼓勵保護」相關制度在台灣討論頗為有限，但是在歐洲及美國，數個關於菸草公司違法、FBI濫權等重大事件，之所以得以水落石出，就是因為有內部舉報者(或譯為吹哨者，whistle blower)對其任職機構不當行為的挺身檢舉。然而，內部舉報者往往會面對任職機構之報復，以及受到同儕的群體壓力，而且舉報行為往往完全沒有帶來任何實質補償。為鼓勵及保護舉報者，美國訂定了《舉報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2007)，並且成立「國家舉報者中心」(National Whistleblower Center)負責相關事務。我國亦可仿此機制，建立對舉報者心理、社會、經濟、安全上的保護及補償制度，鼓勵公務人員，對政府機關中不當作為，挺身加以指正。
廉政改革是否啟動，實是操於國家領導人、執政團隊，與執政黨之手中。兩年前百萬紅衫民眾上街頭抗議扁政府之貪腐，一年前七百萬民眾將政府付託於馬總統及國民黨，均期待能看到廉能改革之具體作為。寄望執政團隊運用更多創新的方法，致力革除台灣貪腐的幾個根本問題；這應是全民的期待，也是提升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