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22日的總統大選結果，馬英九大勝。大勝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忘的是，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大部分的中間選民都盼望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最少，日子好過一點、治安好一點、人倫悲劇少一點。換言之，中間選民最期待的是，不是政治人物習慣操弄的政治議題，而是經濟好起來。
可是現在，金融海嘯迎面而來，台灣的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上衝，平均家庭所得減少，中間選民的希望落空了。故馬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低檔徘徊。面對不景氣，馬政府急著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加速兩岸經貿合作，希望以中國之力解台灣之危。然而，遠水救不了近火，兩岸協商需要時間、從付諸執行到看到政策效果也需要時間。兩岸經貿正常化的效果既無法在短期間內實現，其利益也無法雨露均沾，規模也不夠大，帶動不了整個台灣的景氣。總之，對大多數人而言，苦日子還要撐好一段時間，這一點可以從世界各國的失業人口不斷快速增加看出，而一個國家失業情形的改善也不可能在在一朝一夕內發生。
這時候的政府可以做什麼呢？除了繼續想辦法提供就業機會之外，就是減輕人民的壓力，不要因為缺錢而做出傻事。
但是，看來，我們的社會已經陷入惡性循環的圈套。如今，政府還要將民法第205條約定利率的上限，從20%大幅調降到12.5%。這件事表面上看，可以減輕卡債族的負擔、是對銀行界「暴利」的反擊，但就其結果而言，卻是加重人民的負擔，讓需錢的民眾更無法從正當管道借到錢，導致更多家庭悲劇。如果，其後果只是到此為止，需錢的人「頂多」向地下錢莊借錢，那麼，問題似乎不大。可惜的是，天常不從人願。一旦利率大幅調降，其衍生的問題足以動搖馬政府的根基，造成社會秩序更加崩解。這是不是危言聳聽呢？
首先，民眾的苦日子不始於今日，積蓄也快用光了。人總要活下去，既然積蓄用光了，只好向親友周轉，一旦親友也有困難，只好向銀行借錢。這時候，會有一個根本因素影響銀行的放款意願，那就是獲利與否。當約定利率的上限越高，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就越強，銀行就更願意放款。反之，當利率上限越低，比如現在所討論的12.5%，那麼，銀行基於風險和利潤的考量，就會緊縮銀根，只貸給低風險或有擔保品的人，造成信用不夠好的人從銀行借不到錢。根據金管會副主委吳當傑在立法院的報告，如果利率降到12%，將會有338萬戶無法從銀行取得融資。這三百多萬人也是要活下去，如果從銀行借不到錢，只好拿東西去典當、如果沒東西可典當，只好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所以，利率上限的降幅越大，就逼著越多人求助於地下錢莊，同時意謂著越多的人受苦。
其次，地下錢莊不只只是地下錢莊，他還是整個地下經濟共犯結構的一環。這當中包括：暴力組織、賭場、聲色場所、徵信社、電玩業、不法砂石業、炒地皮的、壞警察、漂白的民代，甚至收賄的政府官員、司法官、檢察官等，這是一個共生鍊，互相支援、彼此包庇。當越多人被迫向地下錢莊借錢，其結果就是提供地下金融更多養分。由於地下金融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分佈在各地的利益集團，一旦他們獲得養分，治安惡化、人心不安、地下經濟的代言人回過頭來影響政府決策，不過是預料中事。
第三，我國的民代素質良莠不齊，在地方層級更是不堪聞問，有黑道背景、從事地下經濟的民代不知凡幾。一旦利率上限調降，地下錢莊生意興隆，就會吸引更多這些人進行漂白工作，透過選舉成為地方民代，乃至地方行政首長，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影響政府施政、甚至指揮政府和警察，以合法掩護非法。一個滿是黑道大哥的政壇，中央政府能有什麼作為？
第四、調降利率上限只會對台灣經濟雪上加霜。就國內而言，一旦銀行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銀行緊縮信用、不願或無能放款，其結果就是整個消費市場萎縮、經濟下摔。要知道，目前世界各國央行無不調降基準利率，無不是要壓低資金成本、活絡經濟、促進消費。若人民或企業取得資金不易，市場自然萎縮，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就外資而言，如果在台灣的銀行業務無利可圖，必然撤資。目前國內有32家外資銀行，今年只剩渣打銀和匯豐銀還在開拓台灣市場，其他如：花旗、德意志、法興、荷銀、高盛等，去年都在台灣盤點資產，最近這幾天則是大賣金融股，全面暫停對我銀行業的長期投資。不管就國銀或外銀，都緊縮銀根、不再投資台灣的時候，台灣的經濟會好起來嗎？
想想看，利率上限調降，受惠的人是誰呢？一旦人心開始浮動，受惠的人又是誰呢？前者無疑是與地下金融有共生關係的那些人。因此，本文認為，利率調降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影響政權穩定、人心安定與否的政治問題。只是這個政治問題，最後是誰受害，誰得利？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本文刊載於2009年 4 月18日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