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第一銀行董事長不當使用一銀客戶資料，寄發信函推薦某人士參選民進黨立委黨內初選一事，延宕多日後，民進黨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始作成處分；而近日發生的青年部主任涉及性騷擾案，民進黨也是在延宕多日後，始於最近作成當事人暫時調職之處分。凡此兩案，民進黨政府均表現出「大事化小」的心態，過程中解釋法令因人而異的情形層出不窮，甚至都提出「政治介入」的訴求來企圖轉移焦點。這種處理方式，已經引起民眾極大的反感。

細究兩案，其實可以發現有若干相同之處。第一，當事人都極力辯解自己行為並無不當。在一銀案中，一銀董事長對外表示，「不知行為違法，且該行為在美國是很平常的事」，在性騷擾案中，青年部主任則表示「只是因為天氣冷而摸其小手，行為沒有不當」。第二，當事人都推指有「政治力介入」。一銀案中，當事人主張「是某彰化立委要他選不上才揭發此案」，在性騷擾案中，當事人則主張「是對其領導風格不滿才有此案」。第三，民進黨都希望「大事化小」，在前案中，民進黨政府可以「不追究是否挪用公款」，在後案中，連具有法律背景的民進黨黨主席竟然說出「又不是要槍斃」的言語。

這些現象是值得深思的。當事人自己認為不違法，果真就不必負責嗎？依我國刑法第十六條，「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這個條文幾已成為全民的常識。如果民進黨青年部主任可以主張「不認為行為不當，所以不違法」，那麼是否所有的犯罪人都可以為相同的主張呢？如果一銀董事長可以主張「在美國是很平常的事」，那麼黑道分子擁槍自重，可不可以也主張「在美國是很平常的事」而脫卸罪責？如此一來，我們國家的法律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

再者，一銀董事長為了寄發「私人信函」而挪用公款數目竟達四十四餘萬元，這筆錢相當於一般民眾全年之所得，絕非小數目，若是一般平民，早已被以「侵占」、「背信」等罪訴究，為何一銀董事長可以例外？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財政部豈能不顧法律而主張「大事化小」？檢察官為什麼不主動偵辦？民進黨青年部主任可以得知應保密的陳情書內容，可以主張自己的行為雖造成當事人的不舒服卻並無不當，相同的情形，若換成是一般人，結果又如何呢？有可能「大事化小」嗎？

更應深思的是，在兩案中，當事人都主張「有政治力介入」。這讓人不禁要問，對於民進黨而言，是否「有政治力介入」就是「不受法律拘束」或「無罪」的代名詞？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是民主法治國家最主要的精神所在。如果政治力動輒凌駕於法律之上，如果標榜民主、進步的民進黨政府對於有違法嫌疑的事件，猶能極力淡化、曲意迴護，雖然維護了政黨的利益或顏面，但司法公信力因而淪喪，國家法治的尊嚴又該如何維護？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0.3.28中央日報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