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故宮南院的建築師提出索賠四千萬的告訴，他們受不了故宮在過去五年間的反反覆覆，只要故宮把他們在台的花費付清，他們甘願放棄設計權。這種事是世上少有的，一般說來，建築師得到一個重要的設計案並不容易，一旦被選中，除非業主改變主意，通常總是忍氣吞聲，勉為其難的做完。沒想到這位普里塔克建築師竟如此有骨氣，說不幹就不幹了。
當然了，若聽聽故宮方面的說辭，又覺得這位建築師太霸道了。故宮在這期間換了幾位院長，免不了會有不同的意見，請建築師更改，可是據我所知，不論怎麼開會，怎麼討論，他們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是經過競圖得獎的作品，沒有改的道理。建築師類似的糊塗帳也有，但像故宮南院這樣一塌糊塗的，可說聞所未聞。
在進入建築設計之前，故宮曾經請了一個澳洲顧問公司負責管理顧問工作。我曾看過一本南院的規劃報告，不知是否他們所提出。為了某種原因，故宮與他們解約，他們也提出索賠的告訴了。其結果如何未見報導，但那本規劃報告也成為建築設計者不肯改變設計的理由。在林曼麗任院長的時候，我曾應邀擔任南院建築的諮詢委員，但開會時我們提出對設計的建議，大多被回絕。後來我知道，除了規劃報告之外，前任院長也曾有過類似的審議委員會，當時並未提出異議，就等於已經接受了他們的設計。因此故宮的指導委員會也只能聽聽報告，眼看著南院這個大怪物，誰表示意見都沒用，後來的院長也只好照單全收。
不就是一個博物館嗎？怎麼惹這麼多麻煩！
在決策層次上如此架床疊屋，就是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博物館，它是故宮的南部分院。故宮的決策者不懂建築，無法安心指揮南院的籌劃，所以才東一個委員會，西一個委員會，越俎代庖，代替故宮做成決策。其結果是尾大不掉，故宮的院長也失掉了指揮權。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博物館，就會先成立籌備處，聘請一位懂得博物館的人擔任籌備主任，在建築與內容的規劃上，不論是競圖，還是作業的籌劃與管理，有了負責人，可以依據他的知識與經驗做成判斷，指導籌備工作的進行，解決一切行政上的困難，既不會讓一群外國人來選出建築的設計，也不會花大錢交由一個外國公司去負責推動管理。如果循正常程序建一座博物館，今天可能已經完工、開幕了，至少建築應該蓋得差不多了。
誠如這位美國建築師所云，沒有人願意做決策，作業大部分停頓中，讓他們久等，蒙受經濟與精神上的損失。但是他們確也在無決策者的夾縫中，拒絕在設計上妥協，使得至今仍然是當年比圖所得的那個模型。老實說，在幾十公頃的地面上建一座館，無論是建築物本身，或建築的配置，廣大戶外空間的利用，在設計、規劃上都沒有考慮到博物館的營運，又超過預算那麼多，確實有從頭思考的必要，雙方堅持下去是雙輸的局面。
據我所知，今天的故宮是不主張設南院的，如果確實如此就應該正式把它改為東亞文化館，編足預算，成立籌備處，全面從頭檢討建設計劃。一旦有了主事之人，可以與建築師協商，追加設計費，按照博物館經營的需要，大刀闊斧的改變規劃與設計。展示的內容是很重要的，先有內容的構想，再決定建築與空間，本是理所當然的。國內並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供參考。
以故宮南院為例，隨便辦國際競圖是冒風險的。設計者不能對業主使用的需求有長期深入的了解，只花幾個星期弄出一個悅目的設計，然後予以堅持，絕不是正確的辦法。我們要選的應該是建築師，不是那個急就章的設計，是很容易明白的。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經修改後曾登於97.11.28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當然了，若聽聽故宮方面的說辭，又覺得這位建築師太霸道了。故宮在這期間換了幾位院長，免不了會有不同的意見，請建築師更改，可是據我所知，不論怎麼開會，怎麼討論，他們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是經過競圖得獎的作品，沒有改的道理。建築師類似的糊塗帳也有，但像故宮南院這樣一塌糊塗的，可說聞所未聞。
在進入建築設計之前，故宮曾經請了一個澳洲顧問公司負責管理顧問工作。我曾看過一本南院的規劃報告，不知是否他們所提出。為了某種原因，故宮與他們解約，他們也提出索賠的告訴了。其結果如何未見報導，但那本規劃報告也成為建築設計者不肯改變設計的理由。在林曼麗任院長的時候，我曾應邀擔任南院建築的諮詢委員，但開會時我們提出對設計的建議，大多被回絕。後來我知道，除了規劃報告之外，前任院長也曾有過類似的審議委員會，當時並未提出異議，就等於已經接受了他們的設計。因此故宮的指導委員會也只能聽聽報告，眼看著南院這個大怪物，誰表示意見都沒用，後來的院長也只好照單全收。
不就是一個博物館嗎？怎麼惹這麼多麻煩！
在決策層次上如此架床疊屋，就是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博物館，它是故宮的南部分院。故宮的決策者不懂建築，無法安心指揮南院的籌劃，所以才東一個委員會，西一個委員會，越俎代庖，代替故宮做成決策。其結果是尾大不掉，故宮的院長也失掉了指揮權。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博物館，就會先成立籌備處，聘請一位懂得博物館的人擔任籌備主任，在建築與內容的規劃上，不論是競圖，還是作業的籌劃與管理，有了負責人，可以依據他的知識與經驗做成判斷，指導籌備工作的進行，解決一切行政上的困難，既不會讓一群外國人來選出建築的設計，也不會花大錢交由一個外國公司去負責推動管理。如果循正常程序建一座博物館，今天可能已經完工、開幕了，至少建築應該蓋得差不多了。
誠如這位美國建築師所云，沒有人願意做決策，作業大部分停頓中，讓他們久等，蒙受經濟與精神上的損失。但是他們確也在無決策者的夾縫中，拒絕在設計上妥協，使得至今仍然是當年比圖所得的那個模型。老實說，在幾十公頃的地面上建一座館，無論是建築物本身，或建築的配置，廣大戶外空間的利用，在設計、規劃上都沒有考慮到博物館的營運，又超過預算那麼多，確實有從頭思考的必要，雙方堅持下去是雙輸的局面。
據我所知，今天的故宮是不主張設南院的，如果確實如此就應該正式把它改為東亞文化館，編足預算，成立籌備處，全面從頭檢討建設計劃。一旦有了主事之人，可以與建築師協商，追加設計費，按照博物館經營的需要，大刀闊斧的改變規劃與設計。展示的內容是很重要的，先有內容的構想，再決定建築與空間，本是理所當然的。國內並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供參考。
以故宮南院為例，隨便辦國際競圖是冒風險的。設計者不能對業主使用的需求有長期深入的了解，只花幾個星期弄出一個悅目的設計，然後予以堅持，絕不是正確的辦法。我們要選的應該是建築師，不是那個急就章的設計，是很容易明白的。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經修改後曾登於97.11.28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