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的大學生靜坐，要求修改集遊法，將「許可制」改成「報備制」，有其正當性。但是對於民進黨發起的遊行示威，造成149位警察及無數民眾受傷流血，卻將責任推給「黑道」的不負責任言行，未置一詞，僅單方面指責並要求政府對警察執法過當道歉、相關首長下台，這種偏頗立場，則值得商榷。
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政府應依民意來施政。民主的落實，必須要讓人民有表達意見之機會，而集會遊行是民意表達的重要方式，亦是憲法所保障之人民的基本權利，自然不應隨意剝奪。然而現行集遊法對於人民此項權利，卻有著過多的限制，應予修正。
「集會遊行應向主管(警察)機關申請許可」之規定，賦予警察機關太大自由裁量權。警察是維持治安的人民公僕，人民行使憲法賦予之集會遊行權利時，祇要和平進行、不使用暴力、不嚴重危害公眾利益時，應加以保護，而非加以限制。因此宜順應輿情，將「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不過三日前向主管警察機關以口頭或書面報備時，警察機關仍應保留類似德國式的報備准駁權，以免遊行嚴重危害到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集遊法屬行政法，其中罰則竟然比刑法中相關罰則更重，實有違法理。改善之道，厥為。在集遊法中明定，不得有侮辱、誹謗、傷害、毀損、聚眾脅迫、製造公共危險、攜帶危險物品……等事項，違者將依「刑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相關法律處罰。在法律中作提示性規定，使參與集會遊行者之所警惕即可，不必再一一另訂罰則。
理性和平的集會遊行，可藉群體的力量，提出強力的政策訴求，使政府知道民意趨向、促使政府修法改革。和平的群眾運動，有助於民眾表達意見、發洩不滿情緒、紓解社會緊張、伸張社會正義、促進政府施政符合民意，這些當然有助民主政治水準的提昇，對亦是民主國家保障人民集遊權應該發揮的正面功能。我們亦應了解，人數眾多的群眾運動，不是請客吃飯，而具有高度的危險性。法國社會心理學家雷朋(G. Le Bon)指出，群眾的特性包括無理性、衝動性、匿名性、情緒性、破壞性。如果缺乏有效領導集有效約束，群眾往往會倚仗人多勢眾，膽大包天，失去理性與自制能力；尤其是在天暗之後，會認為在眾人之中做違法的行為，不易被發覺，在匿名僥倖心理下，常有發洩不滿情緒的衝動，作出無法無天的暴行，這會使得集會遊行失去道德與正當性。
集會遊行一旦出現暴力行為，不僅使正當訴求失焦，造成社會不安，且將影響投資意願，妨礙經濟發展。在民眾希望拼經濟的今天，發動集會遊行者更要慎重其事。若發動者堅信體制內已難達成訴求目標，非得訴諸群眾運動不可，那麼也必須預作防範，並與主管機關密切溝通協商，以免發生流血事件。
我們發現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如施明德發起的「反貪倒扁」紅衫軍運動，數十萬民眾上街，卻能和平落幕。考其原因，除了領導層呼籲和平，主要是組織了數千人的紀律服務員(糾察隊)，來防止民眾挑釁、襲警，或其他暴力言行。但這次民進黨發起，蔡英文主席指揮的「圍城嗆陳」「一一Ｏ六」的遊行示威，卻未能組訓民眾，維持紀律，亦未與主管機關密切聯繫，研判情勢；將群眾帶上街頭，卻未能將群眾帶離街頭，平安返家；任由黨籍人員以刺激性語言，撩撥群眾，對於逾時、逾越遊行範圍、及最後以暴力推倒鉅馬，攻擊警察，棍棒齊上，糞便、石頭、汽油彈齊飛，造成無數警民受傷流血，蔡主席竟公然切割，將責任推給「不認識的黑道」。這種不負責任的政黨與其領導者，應受輿論嚴厲譴責，富有熱情與正義感的大學生更應有大是大非觀念，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
這次警民衝突，警察亦有過當之處。對於手拿旗幟、呼喊口號、播放歌曲等不渉危險的行為，警察不應干涉。以後主管機關對於警察亦應進行勤前教育，以達保護合法，取締非法之目的。
集會遊行是民主國家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之後，主事者與主管機關人員在實務技術上更要密切溝通，共同防範暴力流血事件的發生。
（本文經修改後，刊登於聯合報97.11.16民意論壇 『集遊報備 合乎人權』）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