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香港以八卦見長的媒體大舉地進攻台灣的市場，在刻意傳銷渲染之下，一則快速打響知名度大幅地提高雜誌的熱賣；再者，腥羶味的報導方式也引來政商名人的諸多疑忌，彷彿要將個人的私密生活逼入人人自危的驚竦境地。然而，相較於「狗仔隊」的得寵以及一再地成為鎂光燈的談論焦點，那麼，「導盲犬」之於盲胞和對於殘障人士權益的悍衛，便顯得有些的突兀、不堪！誠然，如果，「狗仔隊」是資本主義社會世俗、庸俗化的必要產品，那麼，「導盲犬」理當從對於盲胞步履瞞珊的牽引指示作用提昇到之於一般大眾的社會教化功能。
首先，「狗仔隊」與「導盲犬」兩造之間的對比是一個數量上的差距，前者是以一種結夥團隊的型式游離在公眾人物的周圍，極盡釘哨、追蹤與挖糞的能事，藉以滿足市井小民偷窺的集體社會心理叢結，就此而言，「狗仔隊」所給予人們的是負面的既定印象，同時在無助於事情真相的釐清底下，「狗仔隊」反而徒增煽風點火的挑弄本事，連帶地，人類內在脆弱一窺究竟的天性，便成為合理化「狗仔隊」存在的說詞。
相較之下，即便是一再地彰顯對於盲胞人身權益的看顧，但是，從選種、訓練到實際任務的執行以及社會大眾的接納程度來說，台灣地區的「導盲犬」當僅作為一種悲憫關懷的象徵意義，現有台灣地區為數稀少的導盲犬這對於殘障人士真實處境的改善並無多大的提昇。無疑地，在這個層次上，「導盲犬」是被社會大眾所隔離甚至於是有意忽略、漠視的，即便導盲犬牠對於盲胞生活品質的提昇是毫無疑義的；相對地，「狗仔隊」則是在公眾人物避之惟恐不及的肅殺氣氛底下，狗仔隊不僅為一般大眾所親近好奇並且總還是能夠呼朋引伴大剌剌地呼嘯而過。總之，國人當有其必要對於『狗仔隊vs.導盲犬』這種同時並存的吊詭現象，進一步思索背後所蘊育的社會人文意涵。
再者，「狗仔隊」與「導盲犬」彼此之間的對照也是一種虛擬式的比喻，前者將人的境遇貶抑到次等動物的地位，充其量僅是凸顯狗隻窮追不捨的天性，換言之，在這個層次上，將人類偷窺隱私以及獵殺嗜血的本性包裝成為無所不在的偵探能事；然而，狗隻絕無僅有牽引助人的天性卻在同樣的時空環境裡直接扮演第一線守護神的角色，忠誠地看顧盲胞一舉一動的人身安危，準此，「狗仔隊」之於人類的虛擬與替代演出以及「導盲犬」之於狗隻的真實和親自上陣，這兩者的相互交錯也再一次地凸顯人類的不智，畢竟，在採借狗隻窮追不捨以及牽引助人雙重天性的同時，人類早已是自我貶低其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狗仔隊」與「導盲犬」互為消長的寵幸與失落，無疑地是直接點明出來人們並沒有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而提昇其文明的內涵，相反地，反而是將人類逼進一個赤裸野蠻的原始社會。
邇來，當代台灣社會各種離經判道的怪異現象總是不斷地盤據大眾傳媒而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然而，不論是女郎當街裸奔還是人蛇共處一室抑或狗仔當道，其間的判準應該是要還原回到積極性社會性教化的層次來看，擴大來看，這也是一種倫理教育、道德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延伸。總之，行為的本身並無直接的對錯問題，而是在於行為的界定方式以及可能衍生出來的預期和非預期性後果，就此而言，從「狗仔隊」與「導盲犬」並存的吊軌現象中，人們所當習得的將不是對於公眾人物與殘障盲胞個別性的道德指稱，而是翔實地去檢視這些辛辣或溫馨故事背後可能蘊育的變遷意涵。以此觀之，隨著當代台灣地區快速社會變遷所可能產生多樣性的生活模態與價值思維，在提高容忍度以及逐漸吸收多元性的同時，在情緒宣洩、被滿足的同時人們自當慎誡可能帶來的傷害！！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刊登於90.06. 聯合報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