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的次日、周六、深秋…，原本該是休憩宜人的一天，一早翻開報紙，在各國央行的大力挹注之下，股市依舊大跌；冰島瀕臨破產邊緣，也引發與英國之間互相凍結對方資產的緊張關係；台灣政府官員也沒閒著，一次次的會議、一波波的措施，換來的只是大小公務人員的精疲力竭，民眾的掌聲依舊稀落…。突然間，那個應該宜人的周六不見了。

作為一個學校的老師（也是一個薪資所得者），最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累不累？」；而作為一個社會福利的研究者，被問到的問題則是「工作所得補助方案（近貧專案）怎麼搞的？」對這兩個問題，我都只能微（苦）笑以對。

信步走回台大校園的研究室，從書架中翻開英國福利國家之父貝佛里奇一九四四年出版《自由社會裡的充分就業》一書。他闡述其對當代社會福利制度的理想說「我們政策的核心是將需求社會化、而不是將生產社會化」，講白話一些，也就是透過社會福利維持社會的消費力、藉此穩定經濟劇烈波動時的生產力，而這也就是西方福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將生產也社會化）最大的不同。

以這個觀點來看，政府推出「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應該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在今年初物價劇烈飛漲的情況下，民眾的實質消費力受到削弱（因為薪資無法立即調整），若不維持住民眾的消費力，將會立即影響到後續的零售與生產面，造成社會的恐慌（搶購與囤積）。但這個方案的困難點不在「發錢」，而是在於「如何發錢」與「將錢發給誰」的執行問題。事實上目前媒體所揭露的各種亂象，大致上都是屬於執行面的問題，其產生原因大致有兩點。

第一，「工作所得補助方案」的篩選是依據九十五年的財稅資料，因為在規劃時九十六年的賦稅還在申報當中，與現在的實際情況一定會有落差；加上每個經濟體都存在著「地下經濟」（如攤販）與「灰色經濟」（如里長的事務費算不算薪資）部分，也使得財稅資料無法充分反應實際情形。

第二，以財稅資料來勾稽受益者是財稅單位公務人員的強項，卻是社政單位公務人員（含村里幹事）的弱項，但主要執行「工作所得補助方案」卻是社政人員，他們慣用申請制與通報個案，執行的困擾可想而知。

該怎麼辦呢？回到一九四四年的貝佛里奇，當時大戰方歇、國家殘破、危機四伏，他說「政府必須作為一個確定的力量」，如果政策方向是對的，就好好去做，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重新回到當代的金風暴，各國央行挹注越多、股市跌得越慘，何嘗不是反映出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不足！然而，越是如此、政府政策的確定性就越重要，否則我們只能仰賴上帝的悲憫引領我們度過這個凶險的世紀危機了。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本文曾發表於97.10.14中國時報言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