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劉內閣曾在「智庫」舉行會議並進行決策，暗指劉內閣採取「體制外」決策模式，也隱指劉內閣不尊重文官體制，更批判「智庫」不適合、更不應該對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

就民主國家多元社會的經驗來觀察，由於不同團體或個人對公共政策是有不同的期待與利益，因此，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往往需透過不同的機制，盡可能納入所有的團體或個人來凝聚共識，盡可能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在民主國家的決策過程中，智庫正可以發揮這樣的角色與功能。美國的傳統基金會、布魯金斯研究所經常就外交、經濟、社會福利等公共政策舉行聽證會或是圓桌論壇，甚至是發表政策建議案，深受美國輿論界與學術界的重視，發揮相當正面的效應。

再以鄰近的日本為例，「擴大景氣振興方案」可說是近十年來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然而在每一次在討論擴大景氣振興方案時，執政的首相與內閣主要是希望能提振經濟景氣並藉此提升民調支持度；國會議員(無論執政黨或在野黨)則期待這些振興方案中的公共工程計畫有助於選區利益並能延續政治生命；行政部門的財務省(過去的大藏省)則以國家的財政支出平衡為最高目標，他們絕不希望這些振興方案擴大了財務省可以承擔的財政危機；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則以日圓匯率、國內利率以及通膨指數之間動態均衡為目標，他們不樂見這些數據或指標會出現劇烈的變化。至於企業界也因為國際競爭力的不同，有些產業要求政府部門透過景氣振興方案來擴大保護主義的色彩或提升國際競爭力，有些產業則反對之，他們認為景氣振興方案反而阻礙日本企業界的進步。

如此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執政的自民黨如何決策呢？身兼自民黨總裁與日本首相有時候會邀請知名的企業界領導者與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專家組成「懇談會(諮詢會議)」，首相親自聽取意見。而自民黨的派閥或其他政黨也可以透過「智庫」或是「研究會」，例如「清河政策研究會」就是自民黨森(喜朗)派閥對外舉行政策研討會的重要機制，在野的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長久以來就透過「小澤一郎政治塾」來討論相關的重大政治改革議題與方案。而日本的企業界也有自己的「智庫」，企業界也經常邀請產官學界的代表人士一起聚會討論公共政策。即使是日本的行政部門，他們也有自己的外圍團體─智庫，並且可以透過這些團體來聽取產官學界等不同團體之意見。

相對於美日等國豐富的智庫經驗，我國的智庫經驗似乎比較微弱，甚至經常有負面的批判聲音，或者只是某些人士為了避免曝光而「借用場地」。這些皆不是正常的現象。筆者比較樂意期待的是，如果行政單位重視的話，無論是政務官或是常任文官，可以透過智庫建立各種對話平台，例如產官學平台、行政與國會平台、甚至是朝野政黨平台，公開地且理性地進行公共政策對話。如此一來，智庫的對話平台至少可以避免相關部門陷入「閉門造車」的缺憾。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