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來看，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以來，一則為了悍衛政權的穩固性；再者，也是著眼於南北區域均衡的發展考量，這使得近一年來舉凡國慶節的煙火慶典、元宵節的燈會節慶以及外國元首的迎賓國宴，均顯現出新政府對於南部民眾較多的關注。然而，諸此種種的大動作卻也引來許多預期與非預期的後果，比如說：對於南部區域的看重是否僅止於熱鬧喧嘩的嘉年華會，還是有其配套完整的札根做法，也就是說，在給予鄉土與純樸的南部民眾做足了面子之餘，新政府如何具實地為城鄉落後的南部民眾擘劃出更為完善的生活機能與生活品質，這才是南部民眾基本的關心所在，就此而言，失業、市港合一以及飲用水等等攸關到日常生活的切身問題，這自然是南部民眾在激情的慶典活動過後的真實期待。
再者，之於南部區域的心血投注，是否會牽聯出更多區域與城鄉彼此之間的相對剝奪與怨懟，這也是新政府在急切地想要拉近南北均衡發展時，所必須要慎戒應對的，畢竟，元宵節慶時高雄燈會的熱烈興辦不應該是用來凸顯出台北燈節相對地萎縮和失寵；同樣地，亞太文化節的擴大辦理更不在於彰顯高雄政治處境的相對卑微。準此，如果是從社會人文的深層意涵來看，那麼，高雄燈會的『銳變與躍升』抑或台北燈節的『靈動新世紀』，其各自所宣示的大會主題都應該是新世紀臺灣社會的共同願景；而亞太文化節的辦理除卻宣示台北市作為國際化城市的接軌意義之外，更是一種作為全臺各個區域鄉土文化融匯與和合的發展契機。以此觀之，倘若還是過於彰顯和強調“高雄”燈會以及“台北”亞太節舉辦的政治意義，那麼，最後將僅淪為一種狹隘的地域主義，終極來看，自然是無助益於島內各個地區族群居民的相互認同與彼此融合。
總之，當元宵燈節早已成為台灣俗民社會一種重要共通的儀式活動時，連帶地，亞太文化節亦同時標舉台北市邁向國際都會發展的變遷意義，那麼，無論是高雄市接收辦理的佳節慶典抑或台北市擴大舉辦的國際性活動，都不應僅是作為政治層面的狹義解讀，而是擴及至涵括宗教性、社會性以及生活性的多重意涵，就此而言，執政當局自然是要以元宵燈節以及亞太文化節來作為建構未來台灣俗民社會生活內涵的啟始點，也就是說，具實地扶助和發展出台灣各地殊異不同與形貌不一的佳節特色，藉此從水燈、天燈、蜂炮、燈海到各種儀式慶典活動，藉以共築一個兼具現代、鄉土以及人文特色的民俗台灣。
誠然，當我們將節慶活動提升作為常民文化內涵的一部份時，那麼，對於這些節慶活動的舉辦，自然是要擴大其意義層面的解讀意涵，這當中相關問題的發問除了具有代代相繼的薪傳意義以及文化集叢的象徵形式以外，還應該要嚴肅地思索如何透過此類節慶活動的普及化，藉以建構社會連帶的價值共識，而這早已是遠遠超乎政治意識型態的偏執。總而言之，無論是元宵佳節抑或亞太文化活動之於台灣社會的論述意涵，除卻政黨認同的表相意義以外，在島內居民生存命根的追索以及未來公民社會的可能選擇上，對於這些慶節活動的思考格局應該是要恢宏寬廣的！！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刊登於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