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二天以來為了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個人心臟舊疾赴日醫治是否成行，掀起眾多的議論探討，當然，不論是李登輝個人身份的界定與否、總統醫療團隊的專業能力判斷以及崇日情結的懷古發酵問題，在在直陳出來：李先生的心臟痼疾所牽動的將不僅止於個人生命的存繫問題，而是蘊育著諸多的論述意涵，這其中特別是來自於新政府的處置心態與表態動作，如果是對照於前先日子日本右翼份子參與教科書編撰所引發各國的抗議情形，那麼，擺放在人權價值思維的天平上，「慰安婦vs.李登輝」將是一種充滿吊詭與諷刺的愛僧情結。
「慰安婦vs.李登輝」的對照比喻原本就顯得有些的不倫不類，前者訴說的是大時代歷史環境裡所牽動的個人宿命與仇日情結，更確切地說，慰安婦蘊涵的是個人境遇與國家命運之間內在性的銜接關係，它既是個別的不幸遭遇但也是集體的創傷經驗；至於，李生先個人赴日醫病求生的意願多少就像是老一輩的多桑所緬懷不已的崇日情懷，它既是單純的治療醫病但同時也是一趟個人生命之旅的回顧沈緬。準此，上述不同的解讀論調應該是要擺置在解構「臺－日」歷史關係中不同關懷旨趣的側重面向，更確切地說，在某個層次上，「慰安婦vs.李登輝」的兩者之間的對照是不對焦、聚足的，甚至於是有點時空錯置下的突兀景象，這是因為「仇日」比較於偏屬於民族的、道德的與過往的；而「懷日」則是感官的、生活的與當下直接的！！
然而，當人權作為一種普世的價值甚至於是新政權所高舉的施政標竿時，那麼，從新政府對於李先生赴日求醫一事當中所展現出來的大動作，還是點明出來：「人權」固然是作為一種道德性的指稱，但是，落實人權價值的過程其背後究竟還是不公義並且是充滿權謀考量的，特別是，政府公部門率性的干預它國的內政以及挺身直言的高分貝吶喊，彷彿是要營造出一種兩國對決相戰前肅殺的談判情境。準此，對於邇來政府公部所出現對於悍衛李先生個別人權利益的各種施為與動作的解讀，自然還是應該要還原回到國家民族人格以及百姓社會教育的身上，畢竟，正當亞洲各國群起揭竿強烈抗議日本教科書對於二次大戰日本軍國惡行惡狀的粉飾塗抹之際，號稱人權政府與人權治國的新政權卻依然還是無動於衷或是僅僅作出若干不痛不癢的外交詞藻，這對於慰安婦個人來說無疑地是情何以堪地再一次受到人身的戕害，只不過，這一次國家歷史與個人生命傷痕的加害者卻是來自於自己政府的手上！！
或許「慰安婦vs.李登輝」原本便是兼具有政治權謀的深邃考量，但是，之於人權價值的天平上時，理當不應該出現截然不同的兩套價值標準，就此而言，個人生命的延續與否以及新政府的心態作為，終究還是要接受歷史的公評的？！誠然，日後的春秋之筆會如何檢視新政府的人權標準與人權內涵，這可能是新政府在急於表態示好之餘所必須要審慎並深以為誡的！！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刊登於90.04.17聯合報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