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受制先天的結構性限制再加上這些年來因為免於經濟過度開發所招致對於蘭陽平原的人為破壞，這使得「宜蘭」已經從單純地理環境的聚落意義，銳變而成為台灣社會所共存的集體記憶和人文資產，然而，在凸顯「宜蘭」所特有的素樸價值和原味風貌的同時，如果是放大到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開發程度來看，那麼，「宜蘭」所呈現出來的卻是一種不對稱且突兀落差的農村發展景象，更確切地說，這也正是長期以來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在社會、經濟以及整體發展上的差異、失調；連帶地，包括宜蘭在內的整個東台灣似乎也正是建基在無法提升當地住民人身福祉的前提底下，藉此保有西台灣民眾所欣羨珍惜的人文資產。
就此而言，對於「宜蘭經驗」的論述思考理當對於包括蘭陽平原在內的整體東台灣社會、人文和經濟發展的個別性探究，比如說採取類似『鎖縣』的施政措施它究竟帶給蘭陽地區什麼樣的負面發展結果，連帶地，如何為偏遠的後山提供適質、適量和適時的醫療服務，至於，未來北宜高速公路以及相關建制措施一旦啟動、運作時，它又可能會為「宜蘭」帶來何種程度的影響衝擊；最後，原鄉夢和理想國的建構目標也不應該與西台灣的都市文明脫勾而獨自運行？而究竟「宜蘭經驗」當中的那些要素、原則是可以進一步地擴充而成為台灣社會足以借鏡的典範樣式。
準此，「宜蘭vs.全台」兩者互交錯之後所呈顯出來落差頗大的發展圖貌，具實地點明出來：在採借或移植「宜蘭經驗」的同時，理當翔實地考量到不同時空脈絡和人文區位的發展條件，就此而言，「低度開發vs.過度開發」、「素樸純淨vs.貪婪攫取」自然也不應該是一種用來作為東、西台灣兩地截然二分的對治概念，相反地，應該要從台灣整體與動態的發展脈絡當中，翔實地析離出時代變遷之於當代台灣在經濟成長、社會發展以及人文關懷等等不同層次的構造影響。總之，「宜蘭經驗」相較於「台灣奇蹟」的對比觀照，著實說明了：這兩種同樣都是充斥著濃郁道德性指稱的意識型態，除卻作為一項集體性催眠的治療效應之外，如何使得這些空洞式的思維口號更進一步地落實以成為各種可以被明確定義的操作性概念，這將會是用以針砭「宜蘭經驗」以及看待「宜蘭經驗」如何被具體操弄、落實的基本態度。
最後，從「宜蘭經驗」所發酵出來的像是『行政團隊公約』、『便當文化』以及所謂的『廁所環境』，雖然是直指著從政府公部門以身作則和率先力行的示範效應，但是，這種兼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行政革新訴求，其背後還是潛藏著封建的思維而無助益於提升該項新生活運動背後所要傳達的社會教育意涵，這是因為：『風吹草偃』雖然可以衝盪出上行下效的加乘效果，但是，本質上，這樣的做法還是偏屬於人治的乃甚至於有矯情之嫌，這是因為：所謂的『行政團隊公約』、『便當文化』理當還是要回歸到政府行政治理等等基本制度面上來做根本的檢討，相反地，如果僅是一味地徒以各種道德性的勸說，那麼，『風吹草偃』便會與『風聲鶴唳』共築而成為一種官腔文化和官樣文章。
總而言之，作為一個標舉學習型的新內閣行政團隊，不妨將各種道德性的口號宣示轉化成為具體可行的職場倫理和工作態度，也就是說，對於這些高官公僕的示範意義理當被提昇而成為民間社會各行各業從業人員職業精神的涵養與傚尤，換言之，在這個層次上，這種亟待被內化的職業倫理早已遠遠地超出行政的公約、便當的價格以及廁所的清潔衛生等等枝節末微的道德性訴求!?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