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到數十萬名國中考生日後個人生命轉向以及人生規劃的基本學科能力測驗,終於將正式開鑼上場了,暫且先行不必為該項的改革創舉賦與過多的道德期許和制度批判,但是,從近來包括考生、考生家長、教師以及一般大眾徬徨、焦慮與莫名等等情感的紓懷當中,這多少透發出來:不論是基本學測抑或是今年九月新學期開始就即將要正式運作的九年一貫新制課程,它們都將不僅僅只是一項種制度上的創新改革,同時亦隱涵著諸多的論述意義,擴大來看,邇來這些教育新制的創舉既是一項「制度的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會蔓延以擴及成為一種集體的社會性恐慌。
基本上,對於那些面臨著升學壓力的莘莘學子和他們的父母家人來說,一連串不同考試型態的多元化入學方式,其真實的構造意義還是在於:思索如何想盡辦法地通過這些層層關卡的試煉,就此而言,教育制度的革新意義自然是遠不及於能否順利升學的現實考量,即便是這些的制度革新可以為他們帶來某種程度的人生成長經驗,但是,在只要存在有拔擢淘汰制度便可能有失敗者和失敗主義的普同心結底下,這些不同的成長經驗終究還是欠缺積極性的轉化作用。準此說明了:對於基本學測的解讀應該是多層且深邃的。
就以影響性更甚且廣的九年一貫新制課程為例,該項的課程新制旨在於凸顯出相較於以往傳統教學方式上的重大變革,亦即,它強調的是要揚棄過去填鴨式的知識灌輸,藉以迎向基本學力和能力的培養。就此而言,標舉七大學習領域、十項基本能力以及十個課程目標的規劃藍圖,乍現來看彷彿是為新世紀台灣社會的接班人構築一個兼具遠見與魄力的『願景』,然而,該項隱涵新思維規範層次的理想指稱,一旦,落實在工具性層次上,其間所可能出現的落差,斷然就不是以理想和實驗的各項理由便可以一語搪塞的。
連帶地,從相關當事者的真實感受來看,那麼,某些基本的提問將會是新制的九年一貫課程所要面對的,這當中包括有在賦予基層教師有較大權限以及彈性教學的改革方案之中,這些第一線的教師(包括待退的、資深的以及新手的等等不同類屬)在其個人的專業知能和認知理念上是否已全然轉化、整裝備戰;再者,受教的學子和其雙親家長以及國人社會大眾是否已然充分認識妥當,而政府亦否全然地做好宣導工作;尤有甚者,城鄉人文區位變項的差異性,這使得我們擔心教改的理想性是建基在一群群莘莘學子作為白老鼠實驗的前提底下,終極來看,這反而是深化了原有的社會階層差異。
再者,對於當下受教的學子而言,更為實際的考量還是在於日後升學擇取的判準,亦即,在任何可能形式的考試評量底下,面對這些潛存的升學失敗主義者,教改的同時自然也是要積極地進行社會性的教育與倡導工作,畢竟,對於這些學生的父母雙親來說,以往聯考、一試定終生以及文憑主義的成長經驗和文化價值,斷然不可能在教改上路運作的同時,便一併地幡然改正。以此觀之,教改工作的進行亦必須善盡與莘莘學子父母的雙向溝通,或許,先安頓父母們陌名恐懼以及成龍成鳳的心態,家中的孩子學童方能有清淨、自主的學習空間!!
總之,在此我們無意去否定教改的用心與企圖作為,特別是邇來台灣學子在各項國際性學科競賽上的卓越表現,更使得馬上要舉辦的基本學科能力測驗和未來九年一貫的新制課程被賦予很高的社會期待,然而,這樣一套以鬆綁為主導原則的課程設計,最後是否有可能淪為另外一種的意識型態,這亦非苦難的莘莘學子所真心關切的,就此而言,面臨各種教育改造以及新制課程的另類思考在於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有強迫進修成長的教授老師、無奈卑微的受教學生及其焦慮甚恐的父母雙親)所可能身受的感覺與不安,化為各種具體的對應策略,連帶地,面對該項隱涵著相關行動者如何在『覺悟者』、『受授者』以及『學習者』三者之間學得角色之間轉換的社會性工程,國人自然是要平心以對。
誠然,教育要是能夠被統整且內化到人們心中的話,那麼,知識一定是要透過實踐的過程,如此一來,心靈內化的統整才能夠產生真正的學習效果。就此而言,國人社會大眾在走過從前漫漫長路的聯考生涯時,如今再面對時空條件的遽然改變時,那麼,包括基本學測以及九年一貫新制課程在內的教育改革,其真義斷然就不僅止於制度層面的創制改造,相與對應的還應擴及到諸如人文社會價值、思維的基進變革,也就是說,基本學測考試和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是一件兼具有『革新』與『革心』的雙重論述意涵。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曾發表於90.03.31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