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佛光山費盡一番心思終於可望將被大陸視為是第一國寶的釋迦牟尼佛的佛指舍利迎接來台，並且計劃透過全台各地的巡迴方式以供佛教僧侶和一般信眾瞻禮、膜拜，藉此達到淨化民心的教化目的。然而，如果是對照於幾年前同樣是迎接釋迦牟尼佛的佛牙，那麼，我們是有必要重新探究諸如此類的宗教性教化活動，其背後所可能隱涵的社會、人文迷思。
事實上，每逢天災、人禍在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裡接二連三的出現時，國內各大宗教團體總是絞盡心思地希冀能夠從各自宗教主體精神的立場來為苦難的台灣社會消災、植福，藉此臻至國泰民安和免於人身恐懼的極樂目的。也就是說，「宗教」總是會與道德倫理的建構和重整產生密不可分的互動關聯，連帶地，不管是理性取向的迷信批判還是各種宗教信仰的自我表述，包括佛教在內的各個宗教團體，皆是以不同的內容、形式和包裝、行銷以具現於當代的台灣社會裡，進而成為一項超乎於個體、族群、地域等等不同偏好喜惡的整體社會事實。
以此觀之，這一次標舉大陸國寶級的釋迦牟尼佛佛指舍利的來台，雖然是直指著因緣難得、感化民心以及矯正風俗的宗教性目的，但是，社會風俗本身的矯治與遷善顯然不應該是與國寶級文物的來台展示有著直接功利式的對價關係，也就是說，我們理當平實地看待佛指舍利的文物展覽，而不應該是對於舍利文物的修行道力和信仰本身的『神通』多所著墨；連帶地，社會問題與宗教教化兩者之間的銜接問題，也應該有其它縝密的配套措施，藉此才可能將其間的落差和斷層做某種程度的修補。
準此，不管是從內部還是外環境來看，佛指舍利渡海來臺的意涵應該是深邃、多重的，亦即，除了有俾益於佛教教界裡僧侶和信眾們的集體認同與情感標示以外；佛指舍利的公開展示也可以拓展佛教在當代台灣地區的社會能見度；至於，將佛指舍利的順利來臺視為是臺海兩岸互動關係的風向球，這也進一步地點明出來「宗教」不能自外於整個社會的時代脈絡；最後，這一次佛指舍利的展示雖然不存在真偽的論辯問題，但是，如何在功德圓滿之後，去思索民心和風氣的提振和遷善與否，這樣的會通提問自然是整個事件最為根本的社會性工程。
總之，本質上，宗教信仰就是一項偏屬於神聖領域的私密行為，信眾自身的主觀性詮釋更是扮演著重要的心理認知機制，連帶地，這一次佛光山迎接佛指舍利的宗教性活動也應該要放大到社會、人文層次上來加以解讀，也就是說，佛指舍利的渡海來臺既可為正信的佛教徒帶來某種的精神提振效果，但是，它同時也引領著台灣人民藉此淺嚐和體驗不同的宗教嘉年盛會。誠然，面對著一個不斷繵變與轉化的當代台灣社會，如何以平常心來看待這些的神聖的文物和宗教現象；如何以更為負責的態度來經營個人的生涯規劃，在在這都是兼具可行的對應之道，畢竟，話說好久好久以前的台灣已經迎回來玄奘大師的遺骸，只不過，在面對詭譎多變的台灣社會時，那麼，下一個要迎回來的聖物又會是什麼呢？！
職是之故，對於這種強調自覺、自省、安頓與超凡入聖的宗教社群，是否能夠對資本主義的文明和災難起著多大的調和作用，這仍然還是有待觀察的，畢竟，就「宗教」與「社會」埔此之間的內在關聯來看，一般的社會大眾還是充滿著太多的“想像”，準此，這也點明出來：宗教永遠會是一個未完成的社會文化議題，它所實有的論述意涵還是在於我們給予持續性的關切！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