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情節與政經問題

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中，人民所希望的是生計有保障，生活有安全，生命有保護，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才是人民快樂與希望的源泉，亦即若從經濟面來作考量，經濟問題的解決比政治上的批判與分化來得重要；在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今天，人民有機會接受外來的資訊，了解外來的民情，使用外來的設備，凡是有益於其提高生活水準的方式，不論是來自國內或國外，亦不論是那一個族群，都可以為人民所接受，特別是台灣為海島型的經濟，必須經由國際貿易的擴張來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因此，外來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對於國人均非常重要，而凡是能提高競爭能力的人力資源，都是人民所歡迎的對象，而有競爭能力的人則來自所有的族群。

從國際經濟情勢來觀察，台灣己於二００二年加入世貿組織，在資訊，資金，技術，以及人力的取得相對較為容易，其交流也相當快速，因此，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不論是企業的經營，社會安全的維護，還是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必須有足夠的競爭力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生存，而有能力的人並不一定屬於某一個族群，或那一個政黨所持有，也並不一定屬於那一個國家所擁有，只要能讓企業經營獲得更多的利潤，而國家的整體經濟亦能有更多的資源與較佳的競爭力，則省藉問題不是真正的問題，因為人民所在意的是那些可以為國家謀安全，為社會謀福利，為人民謀生計的那些人。

如果撇開經濟的問題，而加入選舉的因素，則省籍問題可能就是一個必須考量的因素，雖然在經歷多次的選舉之後，部分人民已對於一再以省藉挑起民怨與民怒的議題有所反感，其所引起的政治殺傷力也愈來愈小，然而，其影響的層面在各地區卻有不同的結果；對於中南部地區的人民，特別是中下階的的人民而言，經由政客的搧風點火，極易挑起省藉爭端，從而對選舉結果產生極大的衝擊；相對的因為省藉不同所造成的傷害，在中北部地區就比較小，特別是對中高階層的族群之影響更小，因為人民的政治素養愈高，則其受省籍情結的影響就愈小，這可從八十八年的三合一選舉中看出一些改變。

從台灣政治的發展過程來看，在七０及八０年代之前，台灣仍是一個族群對立相對嚴重的年代，惟此種族群的對立在承平期間並不明顯，但卻潛伏在族群的下意識心裡，設若沒有政客加以挑撥，則其因省藉情結所導致的族群對立情形並不會發生，但自八０年代以後，由於各種選舉很多，小至村長與鄉長，大至國代，立委與縣市長，甚至於後來的總統大選，人民及各政黨從不同的選舉中累積出選舉的經驗，而發現以民粹式的語言挑逗各種不同族群間的相互對立，最容易引起民眾的認同，從而達到勝選的目的，但也造成省藉情結一直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而在經歷多次的選戰，以及多次的族群挑撥之後，由於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遠大於候選人競選成功以後所帶來的貢獻，於是人民雖對於省籍問題逐漸不再那麼嚴肅以對，惟候選人若應對不慎，仍有可能因為省藉情結而斷送前程。

為了化解省藉不同所造成的對立，每個政黨在面臨選舉時都會大聲疾呼，希望參選者不要以省藉問題來挑起人民的對立，而人民在歷經多次的選舉經驗之後，也慢慢地了解省籍並不能為人民解決真正的問題，而開始對省藉問題有所淡化，但淡化並不等於消失，因此，每逢選舉時，政黨總會經由某些議案，將省藉問題所可能造成的傷害減低到最小，八十八年的三合一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當年的三合一選舉中，國民黨在選前所提出「新臺灣人」論，就成功地化解省籍情結，而將族群對立的情形減低到最小，被視為是影響臺北市長選情重要因素之一；而根據傳訊電視民調中心在當時所作的一項民意調查，其結果發現約有將近七成的民眾認同自己是「新臺灣人」，其中大陸省籍與客家省籍民眾的認同度更高於本省籍的民眾。惟在這項首先針對「新臺灣人」的意涵進行調查的民調中，仍有超過五成的民眾仍然認為，省籍問題還是會成為下任總統大選的爭論重點，而結果亦驗證了二千年的總統大選結果，陳水扁以不到四成的支持率，但卻贏得了總統的寶座。

當然，影響總統大選成敗的因素很多，如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民心的改變，以及在野黨的分化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在選舉期間，民進黨利用省藉問題所導致的分化效果卻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台灣之子」的訴求，終於讓台灣發生了首次的政黨輪替。然而，在經歷三年的改朝換代以後，事實亦證明台灣的經濟問題並沒有因此而獲得解決，而人民的生活也沒有因此而更好，而當人民逐漸失去其快樂與希望時，再次的政黨輪替應非不可能。

台灣人民仍存有省藉情結與政黨意識，在解決經濟的議題上，省籍可以不是問題，但在政治的議題上，省藉卻仍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而以當前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及其訴求來看，無可諱言的省藉情結仍將是其重要的競選工具，在此情況下，設若「新臺灣人」論不能在往後的選戰中持續發酵加溫，否則可能很難弭平長期被政客所挑起的族群對立問題，因此，在選舉中，省藉問題仍是一項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