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財經學術界之外，一般社會對何教授的了解與聽聞並不多。根據近日來媒體的綜合報導，大約可知他是一位個性謙和有禮的君子，在美國工作十餘載，曾服務於內地稅局（即我國的國稅局），專長租稅逃漏的稽查與資訊管理，並曾發表多篇代表性的著作。三年前回國後，任教於台大經濟系，不久即接任系主任職務，從而可見其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必定相當圓融與和順，同時亦顯露出其對擔任行政工作的積極態度。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他接任財長乃是希望能「為國家做事」，但卻謹守分際不願對尚未正式上任的職務表示意見，由此可略為窺知其既內歛沉穩又勇於爭取的個性。
一般而言，學者的特質通常具有強烈的理想性與批判性，凡事以專業立場出發，論理以客觀中性自許，是故政府官員大都頗尊重學者，但卻並不一定喜歡學者。何教授回國這幾年，時常參與國內各種財經政策或學術研討會，更有許多機會擔任政府諮詢顧問，襄贊決策的制定。惟考諸其平常的發言，大都比較符合「與人為善」的性質，對政府施政的批評，不但態度平和，且充滿體諒。前財長林全對其特別倚重，與其此一人格特質不無關連，或許我們可以稱呼他是一位本來就具有「部長性格」的學者。去年社會討論最低稅負制的建立時，民間團體與財政學者皆要求改革的幅度與範圍應擴大，他則力排眾議傾向支持財政部限縮範圍及減少打擊面的主張，其當時的考量與一位部長決策應有的觀點，幾乎完全相符，可見其早就具備了政府施政最基本的務實性。如今真的當了部長，只不過是實現了其本來就「適合」擔任的職務。
惟正因為這樣的個性與特質，讓我們對其擔任財長的作為與能力，增添了些許的疑慮。我國國家財政正面臨惡化危機，債務持續不斷攀升，每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家競爭力評比，這個項目的名次倒退最多，嚴重影響政府整體施政效能的評等結果，何教授待人接物講求謙沖平和，但何部長做政策或改革決定就不能太過「客氣」，以免被社會誤會政府決策的正當性不足，進而為利益團體所牽制；何教授進退應對講求尊序有禮，但何部長做政策或改革決定就不能太過「軟弱」，以免在領導高層的政治干擾與施壓下，輕易棄守應有的專業立場；何教授與人溝通講求相互尊重，但何部長做政策或改革決定就不能太過「鄉愿」，以免在與其他部會協調稅改政策時，讓財政部或國庫成為最大的凱子；何教授人際關係講求面面俱到，但何部長做政策或改革決定就不能太過「討好」，以免在險惡可怕的國會生態下，成為不肖民代欺負的對象或犧牲品。換言之，何教授在做學者時，雖然已經「很像」一位部長，但真正擔任部長後，卻亟須把其何教授的性格，快速從何部長的身分中抽離出來，庶幾如此才能在面對高層干預、政商關係與國會生態三層錯綜複雜的壓力下，開展出真正符合專業與國家利益的財政與租稅政策。
總之，財政穩健為國家發展的基石，何部長在此時身膺如此重責大任，社會各界莫不予以最大的期許與關注。我們深知何部長是一個標準的「好人」，但社會更需要的是一位有決心、有魄力、有辯才且有堅持的「好部長」，俾帶領我們早日擺脫低迷的財經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