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工時的爭議終於在紛爭擾嚷之下拍版定案，問題是--是否從此以後勞資關係還能夠永續發展，和平互動，再創台灣經濟奇蹟？我們的答案恐怕是悲觀的：假如政府、執政黨、在野黨與勞資雙方在全球化經濟的競爭態勢下，無法把經濟發展與勞工權益做適當的平衡的話。
毫無疑問，全球化經濟將會成為影響二十一世紀各國經社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彈性與效率的需求，將會造成社會公平與正義更多的不平衡。為了因應全球化經濟之挑戰，各國政府在勞動政策上最主要的認知就是：一方面必須使勞動市場彈性化，增加企業經營效率，以便有能力與他國企業競爭，進而穩定國家經濟之發展；另一方面則需解決因經濟彈性化所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公平與不正義的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平衡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毫無疑問愈來愈重要，但是政府的能力（基於其有限的資源與效率）卻也愈來愈無法因應快速變遷之社會與經濟的需求。同樣在勞資關係上，政府亦無法能夠以四海而皆準之法律規範並界定勞動關係之內容（如勞動條件），要求所有不同能力之產業與企業一體遵守。充其量政府僅能訂定最低之基準，其餘的勞動關係內容則有賴民間自主的能力，也就是透過勞資協商的手段達成。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與看守者，尤其不宜直接介入勞資關係之運作。理由是國家過度干預的結果相對將使工會過度依賴政府，並缺乏自主運作能力，雇主經營彈性亦會受到限制，勞資之間自然也無法自行解決衝突，調整關係。
八四工時爭議中凸顯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沒有適當的工會協商能力，將無法建立更彈性的勞動條件。由於我國集體勞資關係中工會協商能力之缺乏，使得工會必須以社會性或政治性的抗爭手段，而非以經濟性的團體協商之手段來達成工運的目標。工會之困境顯現在實際勞資關係以及政策調整上的作為就是對於現行體制之反動，由於工會組織在現有制度性安排下無法取得其不論是協商能力或程序正當性之確保，因此工運團體遂採行以對抗體制的行動，來一方面凸顯現行體制之缺失，一方面則藉此整合內部之凝聚力。但是此種模式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勞資間的不信任，使勞資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八四工時爭議過程中凸顯的另一課題就是：建立政、勞、資三方諮商的機制應是當務之急。由於我國並未建立在全國與產業層級之政、勞、資三方諮商之制度，因此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並未有充分的制度性空間，使政、勞、資三方能夠充分溝通，形成共識，使政策制定的過程與結果能夠更為包容與進步。
當前我國勞動法規與制度之所以難以調整，主要的因素即在於政策方向並未思考既存體制所造成之影響，政治上的代價使任何社會在調整既存利益的腳步上都會遭逢強大阻力，唯有提供其他的途徑以改變既存利益之分配模式，並使當事者感受替代途徑在其利益之安全性或擴張性上之積極作為。在勞資關係上，容許工會組織之自主與自由是在經濟全球化下之積極作為，一旦勞動者能夠以集體能力保障其權益與改善其福祉，政府在調整當前勞動制度朝向彈性化的作為上，才能減少阻力，並得以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90.01.06中央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