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今年大學的錄取率已飆升到近九成六三的歷史新高，平均一科不到三分就有一所大專學校可以就讀，預估明年的大考錄取率甚至於有可能達到百分之百而成為某種類似國民教育的荒謬現象，顯然，關乎於超高錄取率的大學招生是有它嚴肅思索的必要。
首先，從供給與需求的兩造來看，學生人數越來越少的客觀事實，多少讓招不到新生成為了一項預料之中的發展性後果，就此而言，當少子化生育模式的不斷惡化並且銳變成為一項無法迴避的發展趨勢時，無論是教育投資、工作機會、競爭環境乃甚至於家庭之內諸如生養、扶養與安養等等的運作難題，在在都是需要被放大檢視的，就此而言，如何見微知末地通盤檢討當前『少子化現象』所衍生出來各種的滾動影響及其相關的配套性措施，就有它超乎於單純大專學校本身減招抑或是併班等等教育層面的鋸箭式處理。
連帶地，雖然是以大學的退場機制作為短期內的應變對策，但是，此一行政作為論述邏輯的本身還是有它嚴肅探討的必要，也就是說：此一舉措究竟是為了替近年來大專院校不斷擴充的惡果作何等程度的解套？還是只為了消弭低門檻與高錄取率的社會雜音？到底有無一套縝密的需求、效益評估機制，藉以提前應對瘦身之後高等教育可能的生態環境和市場運作？以及如何因應塑身之後仍然還是M型分佈狀態的高等教育市場？最後，諸如此類的前置作業更是指陳出來關於大學以及大學生的數量問題，所衝擊到是更為廣裘的整體社會運作問題！？
至於，扣緊微視面的觀察向度，雖然高錄取率不盡然就直接等同於對於低分錄取學生的道德性指稱，但是，是否有其相與對應的篩選、養成和補救等等的機制設計，這方面自然還是要回應到當前高等教育本身所可能潛藏的制度失靈情形，特別是如何讓多元化人生出路的社會工程，可以逐漸地取代多元化升學管道的技術變革，而此一文憑主義的文化性迷思，多少也會讓我們耽心裁減大專院校市場規模的同時，某些變相的經營型態和生存對策，多少還是要去應答學歷至上的社會性需求，就此而言，落實在規範性層次上的價值觀念充權以及工具性層次上的教育市場改造，就不僅止於大學生這個層級，而是要進一步地擴及到包括高中職的青少年以及深造教育的研究生等等不同的受教人口族群及其教育學習制度。
誠然，當高錄取率要與低成就架接在一起的同時，這多少意味著學歷與實力兩者之間的內涵距離，已經成為跨越學生個人、社會集體以及國際整體的一項綜融性論述，就此而言，逕行對於大學數量規模的市場干預，並不等於日後菁英教育的品質保證，這方面還是要嚴肅檢討學歷文憑、專業養成和競爭能力之間貫通與落差的原因所在，至於，回應於當前該項高錄取率的荒謬現象，其所直指的除了是戳破近年來教改的假相外，能否讓教育涵養的觀念超越單純一技之長的生存技能層次，進而涵攝出安身立命的哲學基礎以及獨立思辨的公民素質，最後，相應於放榜而來的根本提問乃是：10年甚至於20或30年之後大學畢業的你，人會在那裡？你想要去那裡？你到那裡了嗎？而眼前四年的大學生活更不應該是用未來40年的人生歲月來陪葬償付！？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