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前的台灣已擁有「正常的」民主政體，那麼對於「威權」時代所制定的集會遊行法，就不會被標榜推進「民主化」有功的民進黨政府繼續執行。尤其，民進黨過去面對集會遊行法的箝制時，還主張人民擁有行使「抵抗權」的基本人權，但在掌握政治權力與資源後，對於「敵人」卻又不強調他們的基本人權，反倒好似毛澤東所講的「人民民主專政」一般，一切需以「順我者享民主，逆我者無人權」的標準為依歸。再說，民進黨政府以威權時代法律來辦人，並講出一大套和威權政府相同的說詞，也無異於正當化了當時威權政府的作為，其實和現在的民主政府並無差別。若是如此，民進黨一再套用後共產主義國家的「轉型正義」理論，也不過只凸顯了其比「鸚鵡學舌」的本領略勝一籌，而還能運用在打選戰的策略上。
目前集會遊行法中對於集會遊行的申請，係採「許可制」而不同於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報備制」，同時也對違反集會遊行法的行為，採取的是「刑罰」而非「行政罰」。這兩者規定，即為過去民進黨所最為反對，並主張「惡法非法」的部分。然而，集會遊行法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所制定，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針對靠街頭運動起家的民進黨，故情理上國民黨對該法律並無強烈的修改動機。相反地，民進黨既為街頭運動起家而取得政權，又曾明確主張集會遊行法中某些規定屬於「惡法」，此時若率爾以此等「惡法」起訴紅衫軍領袖，且還並無任何有意導正該法律的「轉型」主張，民進黨執政的正當性及台灣的民主轉型，都將證明只不過是泡沫化的現象而已。
事實上，集會遊行法乃制定於剛解除戒嚴之際，社會上正持續經歷街頭運動產生暴力所帶來的「轉型期陣痛」。因此，基於社會安定的疑慮與考量，對於聲請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及刑事處罰，或許尚能夠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的「比例原則」。然而，集會遊行法制定迄今將屆二十年，這近二十年來除已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經驗外，台灣的公民社會也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與茁壯。故而，此時此刻看待集會遊行法是否合憲的標準，自也應較該法制定實施時更為嚴格。基於此，目前集會遊行仍採許可制及對違法者給予刑事懲罰，便實有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集會自由的本旨，以及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揭示「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原則。
去年紅衫軍的反貪腐換倒扁活動規模龐大，但卻平和而井然有序，國際媒體已經給予了高度的正面評價，並說明當時未依法申請核准的「違法」行為，事後也未造成破壞社會秩序的結果。此一成熟而有秩序的集會遊行活動，恰正為集會遊行應採報備制及事後追懲奠定了正當性基礎。因此，民進黨政府若想博得「民主進步」的美名，實可一方面依法起訴紅衫軍領袖，另一方面再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之規定，基於「惡法非法」的一貫主張而聲請釋憲。但民進黨政府若是不此之圖，國際間對台灣自由與民主的評價原已因政府貪腐而下降，未來則恐怕將會繼續向下修正。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