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泛紫聯盟從成立開始，即表示其為替社會弱勢團體發聲的集合體，而對長期稅制不公表達不滿亦早已列為其行動文案的重要內涵。判斷一個國家民眾稅負的輕重計有二種方式，一為平均稅負水準，另一為稅負分配狀況。前者代表國民平均每年納稅金額的高低，後者則表示納稅者租稅負擔分配的集中程度。我國租稅收入占ＧＮＰ的比率，這十年以來，從百分之十八降至百分之十二，可見以平均概念而言，國民的租稅負擔乃不斷的下降，民眾理應感受到稅負減輕的效果才對。然而，不論是學術上的驗證或社會輿論的調查，卻都發現我國民眾普遍存在著對租稅負擔過重的不滿與抱怨。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即是稅負過度集中下的稅制不公問題。
以綜合所得稅為例，由於採用累進課稅，故所得愈高繳的稅應該愈多。從民國八十九年的統計資料可知，我國綜合所得稅的有效稅率僅為百分之五點七九，亦即全體納稅總額除以申報綜合所得的比率。惟若按不同所得級距區分，最低級距所得（三十七萬以下者）之有效稅率僅百分之一點五五，最高級距所得（一千萬元以上者）之有效稅率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八，可見稅負累進的效果仍然存在。然而，這個數據並不能有效去除民眾對稅制不公的質疑。其一，在所有申報所得中，薪資所得占約七成，此表示我國稅制對薪資階級的控制相對較為嚴格。而依不同所得級距區分，最低級距者的所得中薪資所得約占百分之七十九，而最高級距者的薪資所得則只占約百分之十七，兩者相差四點六倍。無怪乎受薪階級對被課「重稅」的不公感受會如此強烈。其二，由於有效稅率的計算基礎係根據「申報」所得 ，亦即依法須申報課稅的所得。惟我國稅制存在許多各式各樣的減免稅措施，這些所得若被列為無須課稅的所得，則其自不會顯示在有效稅率的計算中。尤有甚者，這些特殊的所得，例如證券交易所得或人身保險給付等，大都又是高所得者常有的所得種類，是故對高所得者的租稅利益明顯地大於低所得者。一般民眾對稅制「劫貧濟富」的不滿即是這種實情的反映。
平心而論，這次泛紫聯盟的抗稅行動，乃為我國前所未見者，故經驗上尚嫌不足。據悉今年將先行以「嗆聲」的方式，測試抗稅的成效，一方面引起政府的正視，另一方面也累積未來擴大抗爭的經驗。其實，抗稅可概分為體制內與體制外二種方式。前者指利用現行稅法規定的稽征程序，在合法的情形下，達到遲延繳稅或救濟干擾的目的。例如號召全體納稅人故意在最後一天同時一起申報，藉以癱瘓稅捐機關的運作，造成政府行使課稅權的壓力；或呼籲所有納稅人同時一起提出複查、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訴訟，藉以表達對課稅不公的行動抗議等皆是。至於後者，則是一種甘冒違法的激進行動，其目的可能是為維護某一特殊團體的租稅利益，亦可能是一種對政府公權力不滿的政治手段與運用。泛紫聯盟所提出的稅改訴求，主要是以社會弱勢的照顧為重點，是故其為「特殊」利益團體說項的可能性並不大，將之視為一種社會運動，反映貧富差距惡化下，民眾對政府儘速改革稅制的一種急切表態與期待。或許泛紫聯盟應該先採取體制內的抗稅，避免對社會造成過大的衝擊，但體制外的抗稅方案亦不可輕言放棄，以備在不得已時，對政府推動改革工作形成更大的壓力。
我國稅制的長期不公，早已「社會共識」。可惜政府推動租稅改革數十載，卻始終未見滿意的成效。問題的癥結並不是沒有改革的構想或方案，而是社會不同力量在利益分配上長期失衡的結果。我們期盼泛紫聯盟的產生，對政府是一種警惕的壓力與善意，更希望政府能「借力使力」，開創出有利稅改的整體氛圍。如此，抗稅的真正目的才能落實，抗稅的社會動員也才有代價。
（本文刊登93.05.02 工商時報社論）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