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選手在亞洲運動會頻傳捷報，讓本屆的杭州亞運會受到更多矚目。而這個在奧運體系被稱為僅次於奧運會規模的綜合性賽事，確實夠強調在地文化底蘊，也與歐美國家籌辦賽事強調的經濟思維有所差異。當然，在面臨國際賽事行事曆滿檔的情況下，也出現諸多挑戰。
首先是亞運會的共融文化。以全球綜合性賽事的歷史發展而言，亞運會與泛美運動會都是起源於二戰之後，但亞運會辦理的規模持續成長，特別是在辦理項目上。一九九○年亞運會賽事種類近卅項，頒發金牌數目超過三百面；到了二○一○年之後，賽事種類就超越四十個，金牌數目高達四七○面。杭州亞運的競賽種類雖略少於廣州亞運，但運動員逾一萬二千位，已經超越東京奧運。而汎美運動會的運動員與會人數約為六千位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賽事屬於非奧運項目，而這些運動種類卻有濃厚的民族風；包括華人傳統的龍舟及圍棋、東南亞流行的卡巴迪、中亞盛行的克拉術等。毫無疑問，亞運會可以說是兼容並蓄的賽事，在賽事過程中有機會展現不同文化的特色。
其次，運動界亞洲能量的持續提升。基於賽事籌辦費用龐大，許多歐美城市在賽事籌辦上得考量經濟永續，錙銖必較，以免招致浪費公帑的批評；而不少亞洲國家及城市籌辦賽事，都以城市轉型、提升國際聲譽以及凝聚社會向心力為主，因此，籌辦賽事成為前述目的的重要手段。以本次杭州亞運會為例，報導指出其整體費用高達二千億元人民幣，已經是二○一○年廣州亞運的二倍，而城市硬體建設則是重中之重，也期待能夠擦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招牌，甚至與大陸四個一級城市北上廣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看齊。
此外，賽事主辦城市與運動界也力保國際運動賽事的韌性。數年前的新冠肺炎肆虐影響各行各業，運動賽事也不例外，包括東京奧運及杭州亞運都被迫延後一年，但賽事終究順利辦理。同樣地，兩岸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下，如何讓運動賽事成為政治絕緣體是一大學問，但奧會模式似乎成為兩岸運動界人士互動的最大公約數，盡量降低可能衝突與摩擦，兩岸緊張的局勢似乎沒有影響我們運動代表團的運作，從成都世大運到杭州亞運都有亮眼的表現。這或許也可以作為說明運動促進和平的重要案例。
當然，亞運會不是沒有危機，由於國際運動賽事行事曆滿檔，加上許多職業運動賽事仍在進行，如網球、高爾夫、足球及棒球等，導致一些國家派出二軍與會，特別是日本將亞運會視為二級國際賽事。同時，也有其他好手因要參與奧運資格賽而忽略亞運會，如奧運排球資格賽幾乎是同步辦理，運動明星的缺席讓亞運會星光黯淡不少，也降低賽事的媒體能見度或商業價值，進而影響賽事的永續發展。事實上，也有部分項目將亞運會列為奧運資格賽，如此會提升優秀選手參賽的意願。
亞洲的多元文化與政經發展也反映在賽事特色上，凸顯運動文化的獨特性以及追求城市發展等雙主軸，與歐美籌辦賽事的經濟掛帥有所差異。然而現代運動的發展長期受歐美價值觀及政經局勢所影響，掌握許多典章制度及規範制定的話語權；事實上，亞洲運動選手在許多運動種類都有競爭優勢，應充分利用此優勢，透過國際賽事辦理將運動擴展至更多國家，韓國的「國技」跆拳道就是利用亞奧運賽會辦理，加上政府及企業奧援才得以輸出至全球。這些更需要運動組織跨國際的合作，才得以讓國際體壇有更多的亞洲元素。
(本文曾刊登於2023年10月9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首先是亞運會的共融文化。以全球綜合性賽事的歷史發展而言，亞運會與泛美運動會都是起源於二戰之後，但亞運會辦理的規模持續成長，特別是在辦理項目上。一九九○年亞運會賽事種類近卅項，頒發金牌數目超過三百面；到了二○一○年之後，賽事種類就超越四十個，金牌數目高達四七○面。杭州亞運的競賽種類雖略少於廣州亞運，但運動員逾一萬二千位，已經超越東京奧運。而汎美運動會的運動員與會人數約為六千位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賽事屬於非奧運項目，而這些運動種類卻有濃厚的民族風；包括華人傳統的龍舟及圍棋、東南亞流行的卡巴迪、中亞盛行的克拉術等。毫無疑問，亞運會可以說是兼容並蓄的賽事，在賽事過程中有機會展現不同文化的特色。
其次，運動界亞洲能量的持續提升。基於賽事籌辦費用龐大，許多歐美城市在賽事籌辦上得考量經濟永續，錙銖必較，以免招致浪費公帑的批評；而不少亞洲國家及城市籌辦賽事，都以城市轉型、提升國際聲譽以及凝聚社會向心力為主，因此，籌辦賽事成為前述目的的重要手段。以本次杭州亞運會為例，報導指出其整體費用高達二千億元人民幣，已經是二○一○年廣州亞運的二倍，而城市硬體建設則是重中之重，也期待能夠擦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招牌，甚至與大陸四個一級城市北上廣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看齊。
此外，賽事主辦城市與運動界也力保國際運動賽事的韌性。數年前的新冠肺炎肆虐影響各行各業，運動賽事也不例外，包括東京奧運及杭州亞運都被迫延後一年，但賽事終究順利辦理。同樣地，兩岸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下，如何讓運動賽事成為政治絕緣體是一大學問，但奧會模式似乎成為兩岸運動界人士互動的最大公約數，盡量降低可能衝突與摩擦，兩岸緊張的局勢似乎沒有影響我們運動代表團的運作，從成都世大運到杭州亞運都有亮眼的表現。這或許也可以作為說明運動促進和平的重要案例。
當然，亞運會不是沒有危機，由於國際運動賽事行事曆滿檔，加上許多職業運動賽事仍在進行，如網球、高爾夫、足球及棒球等，導致一些國家派出二軍與會，特別是日本將亞運會視為二級國際賽事。同時，也有其他好手因要參與奧運資格賽而忽略亞運會，如奧運排球資格賽幾乎是同步辦理，運動明星的缺席讓亞運會星光黯淡不少，也降低賽事的媒體能見度或商業價值，進而影響賽事的永續發展。事實上，也有部分項目將亞運會列為奧運資格賽，如此會提升優秀選手參賽的意願。
亞洲的多元文化與政經發展也反映在賽事特色上，凸顯運動文化的獨特性以及追求城市發展等雙主軸，與歐美籌辦賽事的經濟掛帥有所差異。然而現代運動的發展長期受歐美價值觀及政經局勢所影響，掌握許多典章制度及規範制定的話語權；事實上，亞洲運動選手在許多運動種類都有競爭優勢，應充分利用此優勢，透過國際賽事辦理將運動擴展至更多國家，韓國的「國技」跆拳道就是利用亞奧運賽會辦理，加上政府及企業奧援才得以輸出至全球。這些更需要運動組織跨國際的合作，才得以讓國際體壇有更多的亞洲元素。
(本文曾刊登於2023年10月9日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