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廿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ＩＰＣＣ）發布了第六次評估綜合報告《氣候變化二○二三》（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相較於以前歷次的報告書，這次的口吻更為堅定與急迫，認為人類永續的機會之窗即將關閉。報告書提出了一個「加速期程」：二○三○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二○一九的排放水準至少減少百分之四十三，已開發國家必須在二○三五年之前達到發電端淨零排放。
問題是：溫室氣體減量不能靠恐嚇達成，也不能只是個道德訴求，必須要有經濟理論為支撐，有可行的價格機制運行。
一九九七年我撰寫「全球環境變遷導論」，當時流行的是「成長極限」概念，例如達立（Daly）所提出的「均衡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他以一個經費有限、書籍儲存已達飽和的老圖書館為譬喻，當圖書館每新購一批書的時候，必須有等量的書拿去再生。當時處理的議題是資源稀缺，政策上強調的是人口控制、節制消費、增強效率等。
而近二十五年來經濟學的思維與實踐不斷推陳出新，有好幾波了。
首先是新古典主義主張的「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地球的自然資源的長期效益訂出價格，而做為課稅、抵換、交易的基礎，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Nordhaus）教授為代表（著有《經濟賭局》一書）。一九九五年的ＩＰＣＣ第二次評估報告要求各國政府要明確介入，將減碳的負擔合理分配，杜絕某些國家或企業「搭車不買票」的投機行為。
世紀交替前後的十多年間，部分落實了上述「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生態服務等環境財需求增加，各式各樣的「綠色新政」被提出，「清潔發展機制」成為新的追求，成就了「綠色成長」新浪潮；其關鍵因素是凱因斯式的公權力干預以及公共預算投入。實踐證明，環境保護政策能促進經濟發展，環境與經濟有了互補性，雙贏共好，而非原來直覺設定的此消彼長、不共戴天。
二○一五年巴黎協議通過，進一步強化國際組織及政府的力道，深化了種種減緩（mitigation）作為，全球環境治理也向溫室氣體減量傾斜（保護生物多樣性、森林保育相對弱化）。能源與工業的改進，召喚來了熊彼得學派式的「創新性破壞」與「企業家精神」；政府補貼特定研究發展方向，鼓勵研究與創新，出現各種「清潔生產」，例如電動車的快速蓬勃發展。公權力干預與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超越了原先鼓吹的純市場機制，凱因斯／熊彼得學派思維成了新主流，氣候治理也深深鑲嵌進入各國的政治時程表。
(本文曾刊登於112.03.29 聯合報科技人文講座)
問題是：溫室氣體減量不能靠恐嚇達成，也不能只是個道德訴求，必須要有經濟理論為支撐，有可行的價格機制運行。
一九九七年我撰寫「全球環境變遷導論」，當時流行的是「成長極限」概念，例如達立（Daly）所提出的「均衡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他以一個經費有限、書籍儲存已達飽和的老圖書館為譬喻，當圖書館每新購一批書的時候，必須有等量的書拿去再生。當時處理的議題是資源稀缺，政策上強調的是人口控制、節制消費、增強效率等。
而近二十五年來經濟學的思維與實踐不斷推陳出新，有好幾波了。
首先是新古典主義主張的「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地球的自然資源的長期效益訂出價格，而做為課稅、抵換、交易的基礎，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Nordhaus）教授為代表（著有《經濟賭局》一書）。一九九五年的ＩＰＣＣ第二次評估報告要求各國政府要明確介入，將減碳的負擔合理分配，杜絕某些國家或企業「搭車不買票」的投機行為。
世紀交替前後的十多年間，部分落實了上述「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生態服務等環境財需求增加，各式各樣的「綠色新政」被提出，「清潔發展機制」成為新的追求，成就了「綠色成長」新浪潮；其關鍵因素是凱因斯式的公權力干預以及公共預算投入。實踐證明，環境保護政策能促進經濟發展，環境與經濟有了互補性，雙贏共好，而非原來直覺設定的此消彼長、不共戴天。
二○一五年巴黎協議通過，進一步強化國際組織及政府的力道，深化了種種減緩（mitigation）作為，全球環境治理也向溫室氣體減量傾斜（保護生物多樣性、森林保育相對弱化）。能源與工業的改進，召喚來了熊彼得學派式的「創新性破壞」與「企業家精神」；政府補貼特定研究發展方向，鼓勵研究與創新，出現各種「清潔生產」，例如電動車的快速蓬勃發展。公權力干預與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超越了原先鼓吹的純市場機制，凱因斯／熊彼得學派思維成了新主流，氣候治理也深深鑲嵌進入各國的政治時程表。
(本文曾刊登於112.03.29 聯合報科技人文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