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向主張自由市場經濟，但歷史上也採行過多次產業政策。智庫「彼德遜國際經濟研究院」一貫主張全球化、自由市場，在對一九七○至二○二○年美國採行的產業政策研究後，去年發表了「從美國半世紀產業政策學得的經驗」報告，結論是以對產業提升全球競爭力、以合理成本創造就業等指標衡量，政府相關貿易措施、補貼等政策都是失敗的。

另一智庫「資訊科技暨創新基金」則持相反意見，今年初連續出版「電腦晶片與馬鈴薯片」等論文，認為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美國一套政策適用所有產業是不足的，需要針對技術精密複雜且具軍民兩用能力的策略性產業的生產與創新採行另一套政策。依據其所提出的策略架構，對於非策略性的產業如農、漁、紙業等仍可採用傳統經濟學給予低度干預；另一方面，在由策略性產業組成的較小範圍，則應採行積極性政策，包括賦稅、預算、管制、貿易、反托拉斯、政府採購等手段。

如果將後者的主張對照白宮於去年所提出的「供應鏈百日評估報告」，選定目標產業、採取各種干預手段，顯現出美國政府已完全接受了產業政策的思維，其背景主要是為了對抗中國大陸崛起所引發的國安顧慮。

不只美國如此，歐盟、日本等也都因為半導體產業等問題回復到產業政策的路徑。廿年前某些產業政策若運用妥當或許有成功希望，但今日時空背景不同，在高度全球化時代，產業政策的過度擴張，例如出口管制的漫無限制使用，會帶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降低全球生產效率。

而政府倚賴各種政策工具聚焦策略性產業發展，更難以獲得成功。現今產業的供應鏈橫跨不同產業和科技、跨越許多國家，僅針對目標產業促進發展往往徒勞無功。更何況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是行政官員，對產業並不了解，未能對症下藥。例如美國政府原先管制廠商出口晶片給大陸企業，後來發現後者可從其他國家取得，才又進一步採取補救措施。

早期台灣運用「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發展的年代，曾選定策略性產業重點發展。但到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當前「產業創新條例」，則拋棄「產業別」獎勵的思維，改採對所有產業以「功能別」如研究發展的鼓勵，讓產業政策走到正確的方向；可惜的是，二○○七年蔡英文主導推動「生技新藥發展條例」，讓產業政策又回到對特定產業獎勵的老路。

面對產業政策成為國際產業發展主流，我政府必須對各國的政策趨勢和影響確實評估，產業發展思維作相對應調整，將各國政策措施納入政策研擬規劃。企業方面，更必須在投資運營作好策略因應。我國半導體矽晶圓廠環球晶幾次國際併購成功，最近收購德國世創（Siltronic）卻失敗，國際亦陸續出現收購破局案例，顯示保護主義再度興起，這是台灣產業界必須正視的課題。

(本文刊於2022年3月22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