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廿六年十次的ＴＩＦＡ會議，歸結有兩個特點，一是主控權操之在美方。

依據協定第六條：「任一方得就雙方間任何貿易或投資事宜提請諮商；此項諮商須在要求提出後卅天內舉行。」但經常是我方提出諮商要求後，美方以各種理由推遲。反之，如果美方提出諮商要求，我方就得立即配合，因為這代表美台關係良好，如同蔡總統所說的：「這是台灣對外貿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另一特點是諮商議題泰半是美方決定，不是檢討我方於加入世貿組織（ＷＴＯ）所承諾事項落實的進度，就是要求我方開放市場、保護美方利益等，宛如還在召開我申請加入ＷＴＯ的工作小組會議，檢視我方的貿易體制。

但是廿多年過去了，國際政經情勢有了大轉變。在美中對抗下，台灣的戰略地位愈來愈突出；另外，台灣和台商在全球數位科技供應鏈扮演了關鍵角色，在在顯示台灣在全球政經局勢有其獨特的價值。每個國家或經濟體都會因其政治、國安、經濟、環境、社會等特殊狀況而存在所謂的投資貿易障礙，美國亦是如此。台美ＴＩＦＡ會議應跳脫過去的思維，以建構雙方在經貿方面的深層次合作取代對經貿體制的檢討，才能具有真正的時代意義。

此次ＴＩＦＡ會議雙方同意在「工作小組」的平台上繼續討論各項議題，這是富有創意的開端，對工作的推展有實質上的好處；但也可能是失敗的開始，產生以會養會的情況，其成敗決定在雙方如何看待工作小組，賦予工作小組什麼樣的角色。對我政府而言則是一大挑戰，因為工作小組需要許多具專業且國際事務甚至談判經驗豐富的專家，這正是目前我政府最缺乏、亟需培養的人才。

至於ＢＴＡ，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是我國人的企盼，也是ＴＩＦＡ的終極目標。照道理來說，廿六年過去了，雙方能談的議題大都談過了，是到了可洽談ＢＴＡ的時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ＣＦＲ）日前刊出「現在是與台灣達成貿易協定的時候」一文，指出：一、台灣是美國第九大貿易夥伴；二、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位居中心地位；三、台灣是美國在地區和全球問題的重要夥伴，鼓勵ＴＩＦＡ推進到ＢＴＡ，至於剩餘的經貿問題可以在談判中解決。

但是ＢＴＡ在政治上有其戰略性意義，象徵台美是策略夥伴關係，美方則有其自身現實的顧慮。對我方而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如果到了要和美國談判ＢＴＡ的時候，實質上我能獲取的經貿利益和必須付出的代價，我政府似乎還沒詳細評估過，例如：如果美方要求我方在經貿科技和大陸脫鉤，我方能否接受？

如果比照二○一八年新簽署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ＵＳＭＣＡ），美國要求我方將來如果和大陸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必須事先通知美國，並將該協定先交美國審閱同意，我方能否接受？與美國談判ＢＴＡ是一件相當艱苦的挑戰，我政府準備好了沒有？

(本文刊於2021年7月6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