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半的美、中貿易戰,極可能在年底前簽署第一階段的雙邊協議;據悉將涵括六成之多的談判議題,同時簽署地點有可能會在美國或是巴西。此際,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最新研究指出:加徵關稅已損害到中、美兩國實質利益。

美國的損失,在於消費價格的預期上漲;而中國大陸的損失,則是對美出口的必然下降。UNCTAD的學者,Alessandro Nicita研究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方企業透過減稅和人民幣貶值等方式,以美元計算的出口價格,調降約八%;不過關稅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將有三分之二轉移到美國企業或是消費者物價,來做吸收。

川普總統的鷹派策士群,長年浸淫在雙邊談判的勝利者記憶裡,對於美國在八零年代,先後對半導體和汽車貿易的進口設限,繼之而有廣場協議和日幣、台幣的強力升值;終而到東亞國家陸續開放服務業的外來投資,尤其是金融市場與銀行業務的長驅直入。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在半導體與汽車進口的限縮,不僅成功換取到高端服務的輸出市場,在美國境內的外來投資和產業大轉型;而東亞國家的社會鬆綁和東京地價狂飆,至今讓美國享有睥睨群雄的政經優勢。但這一次的貿易對壘,曾經意興風發過的川普策士群,為何會有全然不一樣的終局呢?

為解決美國轉為服務型經濟後,而導致商品貿易帳長年發生赤字的問題,川普總統在就任之初即要求主要貿易國家一同面對,尤其是鋼鐵與汽車出口的大國。迄今在位最久的核心幕僚,貿易談判辦公室代表賴海哲,他特別擅長於雙邊協商時的以大對小,一路壓著打來取得對方退讓。

美國政府透過商務部對鋼、鋁產製品和汽車,發動國安調查;繼之,更以「不從即稅」的方式做逼迫。但凡拒談,或無法在限期內與美國達成協議的國家,都面臨片面開徵的高關稅,而導致歐盟經貿部長和加拿大總理,選擇在國際場合內起身回敬,不惜施以報復關稅來做焦土抗爭。

以大欺小、干犯眾怒的雙邊談判策略,不僅違反多邊貿易體系的精神;更何況從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以來,金融黑洞與可能再次引爆的時機,都讓主要國家有口難言。如今,有中國大陸站在第一線做抗衡,有高速成長的消費市場做備援和必要的支撐,即使有一群資歷完備的美國法政高手,也只能從這場硬戰的膠著局勢裡,趁機鳴金休兵了。

於上個星期,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接受彭博電視專訪,說在與主要汽車製造商討論後,認為目前掌握到的資本投資計畫,足以取得減少逆差成果;因此,美國不會再以《貿易擴張法》第二三二條,來開徵汽車進口的國安關稅。

高關稅造成的貿易轉向效果,短期內看似嘉惠台灣;然而,因為通膨預期和消費購買力減損,及因而解組重整的金融網絡、全球供應鏈和因此失速的經濟動能,其長遠傷害均將難以估算。

UNCTAD新生代學者的苦心探問,台灣官爺們可當真看清楚了嗎?

(本文刊載於2019年11月7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