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已久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四中全會」）於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依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每一屆中央委員會通常要召開7次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這次四中全會開會之前，就被外界罩上一層神祕的面紗。因為2017年10月25日中共召開一中全會後，便於2018年兩會修憲前，緊鑼密鼓地連續召開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而依慣例應在同年9月或10月召開的四中全會，就無故地被拖延下來。直到今年8月30日，習近平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了本次全會在10月召開。其間相隔1年8個月，實屬少見。
為什麼這次四中全會像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外界有人從派系鬥爭的觀點切入，認為習近平的權位受到挑戰，黨內出現重大政策分歧，甚至還有人把習的健康狀況也帶上一筆。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習近平感覺到中央委員會內部有人對他修憲、在貿易戰中缺乏讓步，以及他集中權力的方式有所不滿」。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形容共產黨的決策體系，就像是「纏在神祕謎團中的一個謎」，究竟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外界無從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四中全會審議的文件，全名是《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顧名思義，這次四中全會的延擱，應與政策議題的設定有關。根據中國共產黨傳統，每次全會通常會有相對固定的主題，例如一中全會進行黨內換屆，二中全會從事政府換屆，三中全會討論經濟問題，四中全會則多與「黨建」有關。
自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歷任領導人面臨的共同課題是：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及穩定三者間的關係。習近平上台後，已建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鉅大工程，由於中共目前正面臨他眼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習把工作重點放在穩定和發展的問題上。因此，除了內部經濟困難外，如何因應諸如中美貿易戰和香港情勢等外部挑戰，就成為這次全會討論的重要課題。發展就必須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中共官媒所稱，繼農業、工業、科技、國防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
根據習近平之前的講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中共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制度及管理。「黨建」必須掃除中共龐大官僚體系的種種弊病，如「山頭主義」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等問題。
我們注意到，自今年9月以來，習近平多次提到「鬥爭」的概念，強調要「敢於進行自我革命，敢於刀刃向內，敢於刮骨療傷，敢於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牆。」話中不乏恩威並施的意味。
中共認為內部對於重大政策有異見是必須的，黨建的另一項作用就是「聚同化異」。在過去這一年，習近平就運用各種「講話」的機會，展開黨內的政治社會化工作，並在四中開幕前一天，出版了《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一書，可以說是為這項思想教育工作定調。處在「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習近平希望以召開全會，「對內凝聚共識，對外展現信心。」
在四中全會會後發表的「公報」中，涉及「台灣問題」的部分，除重彈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等舊調外，特別強調反對「台獨」，並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來推進「和平統一」。可見，處在台灣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中共領導階層仍不忘藉機對台釋出必要的政策訊息。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共對台政策亦受大陸內部情勢的影響。忙於台灣選舉的各方政治人物，能對中共四中全會後的內外政策走向視而不見嗎？
（本文已刊登於108.11.1蘋果日報）
這次四中全會開會之前，就被外界罩上一層神祕的面紗。因為2017年10月25日中共召開一中全會後，便於2018年兩會修憲前，緊鑼密鼓地連續召開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而依慣例應在同年9月或10月召開的四中全會，就無故地被拖延下來。直到今年8月30日，習近平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了本次全會在10月召開。其間相隔1年8個月，實屬少見。
為什麼這次四中全會像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外界有人從派系鬥爭的觀點切入，認為習近平的權位受到挑戰，黨內出現重大政策分歧，甚至還有人把習的健康狀況也帶上一筆。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習近平感覺到中央委員會內部有人對他修憲、在貿易戰中缺乏讓步，以及他集中權力的方式有所不滿」。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形容共產黨的決策體系，就像是「纏在神祕謎團中的一個謎」，究竟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藥？外界無從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四中全會審議的文件，全名是《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顧名思義，這次四中全會的延擱，應與政策議題的設定有關。根據中國共產黨傳統，每次全會通常會有相對固定的主題，例如一中全會進行黨內換屆，二中全會從事政府換屆，三中全會討論經濟問題，四中全會則多與「黨建」有關。
自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歷任領導人面臨的共同課題是：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及穩定三者間的關係。習近平上台後，已建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鉅大工程，由於中共目前正面臨他眼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習把工作重點放在穩定和發展的問題上。因此，除了內部經濟困難外，如何因應諸如中美貿易戰和香港情勢等外部挑戰，就成為這次全會討論的重要課題。發展就必須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中共官媒所稱，繼農業、工業、科技、國防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
根據習近平之前的講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中共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制度及管理。「黨建」必須掃除中共龐大官僚體系的種種弊病，如「山頭主義」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等問題。
我們注意到，自今年9月以來，習近平多次提到「鬥爭」的概念，強調要「敢於進行自我革命，敢於刀刃向內，敢於刮骨療傷，敢於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牆。」話中不乏恩威並施的意味。
中共認為內部對於重大政策有異見是必須的，黨建的另一項作用就是「聚同化異」。在過去這一年，習近平就運用各種「講話」的機會，展開黨內的政治社會化工作，並在四中開幕前一天，出版了《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一書，可以說是為這項思想教育工作定調。處在「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習近平希望以召開全會，「對內凝聚共識，對外展現信心。」
在四中全會會後發表的「公報」中，涉及「台灣問題」的部分，除重彈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等舊調外，特別強調反對「台獨」，並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來推進「和平統一」。可見，處在台灣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中共領導階層仍不忘藉機對台釋出必要的政策訊息。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共對台政策亦受大陸內部情勢的影響。忙於台灣選舉的各方政治人物，能對中共四中全會後的內外政策走向視而不見嗎？
（本文已刊登於108.11.1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