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于宗先於今年（2019年）8月3日過世，但9月初過世的消息，才被媒體揭露出來，除了家屬的低調之外，和于先生謙沖的本色不謀而合，也令故舊部屬同感惋惜。
于宗先院士於1981年台灣和美國斷交之際，在中研院經濟所所長任內，受命著手籌設中華經濟研究院，和當時國際知名的貨幣學者蔣碩傑先生分工合作，分別擔任院長、副院長。使此一國家級智庫得以茁長壯大。
于院士的包容、寬宏大量，也反映在中經院這個智庫的獨立、超然之上。即使政府高層表達對同仁計畫建議方向、時論分析的不同意見，于先生在任內幾乎不曾干預同仁的言論，也因此培育了中經院的自由民主風氣及人才的養成，並成為政務官的搖籃。過去不少政府官員都出身自中華經濟研究院，如前行政院長林全、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前行政院秘書長魏啟林、前經建會副主委單驥、前陸委會副主委高長、前新聞局局長鍾琴、前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劉大年等。
在研究上，于先生也有不少獨特的貢獻。其一，于院長先後指導中研院經濟所、行政院主計處、中經院建立台灣經濟計量模型，發展為年度預測、半年預測，並定期公布經濟預測數據，做為政府施政、業界策略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其二，籌劃大型國內外研討會的先驅，並提出理論、實務兼具的建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嚴峻，于先生突破禁忌，籌劃「全國物價問題研討會」，凝聚產官學研各界共識，並提供政策建議給政府參酌，也因而開啟了政府、研究機構舉辦全國性研討會的先驅。其三，除學術研究、行政管理、作育英才之外，于院士並兼任經建會、主計處、教育、環保等部門之委員或顧問。據官員表示，于先生會前充分準備、引經據典，並井井有條的提出建言，對國家經濟政策的貢獻不遑多讓。其四，協助《獎勵投資條例》的檢討、評估，並過渡至《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當時，于院長整合中經院十幾名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評估研究，在嶄新《促產條例》發布之時，經濟部高級長官均到場聆聽，學術對政策的影響力，以及官方的尊重專業，可見一斑。
雖然政府公務纏身，但于院長對院務充分投入，也盡心盡力。他白天在外面開會，晚上辦公室一定是燈火通明，批閱公文、審核計畫。
退休後，院長幾乎每兩三個月就有一本新書出版，從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經濟的未來、低薪解決等議題，均深入探討並提供建言，即使臥病在床仍關心政策的走向，憂國憂民不落人後。
在生活上，于院長的鄉音也常常令人莞爾。比如說他有一次到經建會去開會，他說：「這件事，"我"都辦不到，經建會怎麼可能辦得到呢？」 一向很謙虛的于院長今天怎麼會口氣這麼大呢？後來才知道他說的是，「這件事，"world bank"都辦不到，經建會怎麼辦得到呢？」 另外，他也常說："其託，其託"，後來才知道是山東腔的"其他，其他"的意思！
于先生當院長的時候，我還是小小的副研究員，沒有太多機會跟他互動。但他退休下來，仍繼續擔任中經院的常務董事，他的辦公室恰好和我毗鄰，每週三女兒一定陪同他到中經院辦公室辦公。回家前，我都會跟他在辦公室聊個10～20分鐘，他都會用關心後輩的口吻，和我聊聊一些經濟及瑣事，再陪他下樓搭計程車回家，這也是每週最快樂的時光。直到幾年前的一個過年，下雨天他走小路回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傷了肩胛骨，此後便逐漸的清瘦、衰老。還記得于院長七十幾歲時，我們跟他同赴山東青島參加研討會，不管是路上行走、攀爬泰山，他都是一馬當先，不落人後。受傷後他仍筆耕甚勤，右手麻、沒力握筆，他就換左手寫字，一、二年下來，居然可以用左手寫出一手工整的字。
于院長清癯的身影、爽朗的鄉音、針砭政策的執著，以及身先士卒的領導風格，仍是歷歷在目，也是後輩景仰的諤諤之士典範。走筆至此，不禁潸然淚下，充滿不捨，寄予無盡的思念。
（本文刊載於2019年10月8日工商時報）
于宗先院士於1981年台灣和美國斷交之際，在中研院經濟所所長任內，受命著手籌設中華經濟研究院，和當時國際知名的貨幣學者蔣碩傑先生分工合作，分別擔任院長、副院長。使此一國家級智庫得以茁長壯大。
于院士的包容、寬宏大量，也反映在中經院這個智庫的獨立、超然之上。即使政府高層表達對同仁計畫建議方向、時論分析的不同意見，于先生在任內幾乎不曾干預同仁的言論，也因此培育了中經院的自由民主風氣及人才的養成，並成為政務官的搖籃。過去不少政府官員都出身自中華經濟研究院，如前行政院長林全、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前行政院秘書長魏啟林、前經建會副主委單驥、前陸委會副主委高長、前新聞局局長鍾琴、前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劉大年等。
在研究上，于先生也有不少獨特的貢獻。其一，于院長先後指導中研院經濟所、行政院主計處、中經院建立台灣經濟計量模型，發展為年度預測、半年預測，並定期公布經濟預測數據，做為政府施政、業界策略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其二，籌劃大型國內外研討會的先驅，並提出理論、實務兼具的建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嚴峻，于先生突破禁忌，籌劃「全國物價問題研討會」，凝聚產官學研各界共識，並提供政策建議給政府參酌，也因而開啟了政府、研究機構舉辦全國性研討會的先驅。其三，除學術研究、行政管理、作育英才之外，于院士並兼任經建會、主計處、教育、環保等部門之委員或顧問。據官員表示，于先生會前充分準備、引經據典，並井井有條的提出建言，對國家經濟政策的貢獻不遑多讓。其四，協助《獎勵投資條例》的檢討、評估，並過渡至《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當時，于院長整合中經院十幾名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評估研究，在嶄新《促產條例》發布之時，經濟部高級長官均到場聆聽，學術對政策的影響力，以及官方的尊重專業，可見一斑。
雖然政府公務纏身，但于院長對院務充分投入，也盡心盡力。他白天在外面開會，晚上辦公室一定是燈火通明，批閱公文、審核計畫。
退休後，院長幾乎每兩三個月就有一本新書出版，從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經濟的未來、低薪解決等議題，均深入探討並提供建言，即使臥病在床仍關心政策的走向，憂國憂民不落人後。
在生活上，于院長的鄉音也常常令人莞爾。比如說他有一次到經建會去開會，他說：「這件事，"我"都辦不到，經建會怎麼可能辦得到呢？」 一向很謙虛的于院長今天怎麼會口氣這麼大呢？後來才知道他說的是，「這件事，"world bank"都辦不到，經建會怎麼辦得到呢？」 另外，他也常說："其託，其託"，後來才知道是山東腔的"其他，其他"的意思！
于先生當院長的時候，我還是小小的副研究員，沒有太多機會跟他互動。但他退休下來，仍繼續擔任中經院的常務董事，他的辦公室恰好和我毗鄰，每週三女兒一定陪同他到中經院辦公室辦公。回家前，我都會跟他在辦公室聊個10～20分鐘，他都會用關心後輩的口吻，和我聊聊一些經濟及瑣事，再陪他下樓搭計程車回家，這也是每週最快樂的時光。直到幾年前的一個過年，下雨天他走小路回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傷了肩胛骨，此後便逐漸的清瘦、衰老。還記得于院長七十幾歲時，我們跟他同赴山東青島參加研討會，不管是路上行走、攀爬泰山，他都是一馬當先，不落人後。受傷後他仍筆耕甚勤，右手麻、沒力握筆，他就換左手寫字，一、二年下來，居然可以用左手寫出一手工整的字。
于院長清癯的身影、爽朗的鄉音、針砭政策的執著，以及身先士卒的領導風格，仍是歷歷在目，也是後輩景仰的諤諤之士典範。走筆至此，不禁潸然淚下，充滿不捨，寄予無盡的思念。
（本文刊載於2019年10月8日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