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日本對南韓出口三種半導體上游材料實施出口限制，直接衝擊南韓主力產品出口。日本安倍政府仿效美國從貿易戰升級的科技戰做法，即是將供應鏈作為武器，未來可能成為常態，對全球化分工體系形成挑戰，台灣應及早因應此趨勢。
日韓紛爭其來有自
日韓二國地理上相鄰，經濟上相互依存度高，地緣政治與國防立場相近。惟近來卻摩擦頻傳，尤其是韓國經濟表現不佳，文在寅政府似有意出口轉內銷，刻意挑起二國的對立，例如:解散慰安婦基金會、日機遭韓艦火控雷達鎖定、禁止福島縣等水產品進口、徵用工訴訟以及南韓國會議長要求日本天皇謝罪等事件發生齟齬，加上對北韓的態度也有極大的差異，日本還懷疑南韓將管制物品與戰略物資輸往北韓、伊朗與敘利亞等。
本次事件的導火線在於徵用工事件，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大量徵用朝鮮人前往日本補充軍需產業不足的勞動力，如「軍艦島」電影所述，這些勞工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廢止。戰後二國於1965年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日本給予韓國5億美元的政府援助。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作出要求新日鐵住金應向原勞工等支付一億韓元（台幣約290萬元）賠償的判決。縱然金額不高，但日方認為已違反《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內容而拒絕支付，日本要求二國領袖在G20協商徵用工問題，卻遭韓方拒絕。過去日方多採保守態度，從未對韓提出經濟制裁，此次態度丕變，安倍政府祭出出口管制措施，非但一吐過去的怨氣，還可藉以拉抬7月21日的參議院選情。
日本對輸韓的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 Gas）等三項重要電子原料加強管制，雖然不是全面禁止出口，而是每次出口都需要逐項進行審查，然審查時間長達90天，大增韓商的成本與斷鏈風險。
該三項原料為半導體與OLED面板生產上重要的原料，幾乎由日商獨占產品的供應，根據媒體統計，氟聚醯亞胺與氟化氫在全球市占率約9成，光阻劑則有約7成。南韓為半導體與OLED最重要的出口國家，三星與SK海力士在行動式記憶體的全球市占率高達81％，DRAM約74％，NAND Flash占比約47％。若是無法取得這三項原料的供應，南韓半導體與OLED出貨勢將受阻，由於記憶體與OLED為諸多產品的關鍵零組件，未來還可能危及全球科技產品的生產。
全球化分工體系面臨挑戰
在數十年的發展下，全球化快速發展，國際的分工體系逐漸成形，各國依照其比較利益下，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勞動力與技術等要素條件，在全球供應鏈各自扮演其適合的角色，大幅提高生產效率，且降低生產成本。
然從美國發動貿易戰之後，開始挑戰既有的國際分工體系。以貿易失衡以及不公平貿易為由，對中國大陸2,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報復性關稅，迫使不少企業將生產據點轉移至東南亞等地。尤有甚者，還施以出口管制，先以中興通訊違反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的管制，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其出口任何技術及貨品（現已解禁）；近期再對華為和70家附屬企業列入實體清單，華為將無法取得美國企業的零組件和技術，形成嚴重的斷鏈危機。
日本此次管制可說是仿效川普的做法，雖然未對韓國實施出口禁令，惟出口限制的效力也相當接近，還表示不排除擴大限制產業範疇，且正考慮將南韓剔除出口「白色名單」之外，目前日本共有27個國家被列入白色名單，名單內國家享有出口許可免申請的優惠，南韓於2004年納入，若南韓被剔除該名單之外，可能轉為軍事用途的產品，都須要向日本政府申請許可始可銷韓。
南韓面對日方的舉措，只能用抵制日本的消費性產品，拒絕至日旅遊進行反制，並提請WTO貨物貿易理事會調查。易言之，南韓找不到與日本相類似的關鍵零組件或是獨占性原料可資報復。
從美中與日韓的貿易紛爭，可看出未來貿易戰極有可能走向供應鏈武器化的趨勢，進而打破既有的供應鏈系統。愈能掌控上游原料、關鍵零組件或是獨占性軟體的國家，就愈享有優勢。連科技產業規模如此大的中韓二國，都身受其害，還無從反制，足見其影響程度。
台灣如何因應此趨勢
台灣為全球ICT產業重鎮，不過主要產品多屬下游的終端產品，且以代工為主，倘被切斷產品供應鏈，衝擊將十分劇烈。面對此一趨勢，一方面台商應及早規劃多國的第二，甚至第三供應商，並應推動進口替代，扶植國內的供應商，避免過度仰賴單一廠商，若是發生類似的管制，即可快速轉換貨源，將傷害降至最低。另一方面，還應盤點台灣在產業國際分工的優勢，當他國對我國提出出口管制時，我方亦能推出反制方案。
最後，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政策時，莫再迷信數大便是美的產業思維。而應朝向小而精的產業上游原料與關鍵性零組件發展，強化產業自主性，建構具獨占性且斷鏈能力的優勢地位。
（本文刊載於2019年7月19日工商時報）
日韓紛爭其來有自
日韓二國地理上相鄰，經濟上相互依存度高，地緣政治與國防立場相近。惟近來卻摩擦頻傳，尤其是韓國經濟表現不佳，文在寅政府似有意出口轉內銷，刻意挑起二國的對立，例如:解散慰安婦基金會、日機遭韓艦火控雷達鎖定、禁止福島縣等水產品進口、徵用工訴訟以及南韓國會議長要求日本天皇謝罪等事件發生齟齬，加上對北韓的態度也有極大的差異，日本還懷疑南韓將管制物品與戰略物資輸往北韓、伊朗與敘利亞等。
本次事件的導火線在於徵用工事件，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大量徵用朝鮮人前往日本補充軍需產業不足的勞動力，如「軍艦島」電影所述，這些勞工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廢止。戰後二國於1965年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日本給予韓國5億美元的政府援助。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作出要求新日鐵住金應向原勞工等支付一億韓元（台幣約290萬元）賠償的判決。縱然金額不高，但日方認為已違反《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內容而拒絕支付，日本要求二國領袖在G20協商徵用工問題，卻遭韓方拒絕。過去日方多採保守態度，從未對韓提出經濟制裁，此次態度丕變，安倍政府祭出出口管制措施，非但一吐過去的怨氣，還可藉以拉抬7月21日的參議院選情。
日本對輸韓的氟聚醯亞胺（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及蝕刻氣體（Etching Gas）等三項重要電子原料加強管制，雖然不是全面禁止出口，而是每次出口都需要逐項進行審查，然審查時間長達90天，大增韓商的成本與斷鏈風險。
該三項原料為半導體與OLED面板生產上重要的原料，幾乎由日商獨占產品的供應，根據媒體統計，氟聚醯亞胺與氟化氫在全球市占率約9成，光阻劑則有約7成。南韓為半導體與OLED最重要的出口國家，三星與SK海力士在行動式記憶體的全球市占率高達81％，DRAM約74％，NAND Flash占比約47％。若是無法取得這三項原料的供應，南韓半導體與OLED出貨勢將受阻，由於記憶體與OLED為諸多產品的關鍵零組件，未來還可能危及全球科技產品的生產。
全球化分工體系面臨挑戰
在數十年的發展下，全球化快速發展，國際的分工體系逐漸成形，各國依照其比較利益下，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勞動力與技術等要素條件，在全球供應鏈各自扮演其適合的角色，大幅提高生產效率，且降低生產成本。
然從美國發動貿易戰之後，開始挑戰既有的國際分工體系。以貿易失衡以及不公平貿易為由，對中國大陸2,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報復性關稅，迫使不少企業將生產據點轉移至東南亞等地。尤有甚者，還施以出口管制，先以中興通訊違反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的管制，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其出口任何技術及貨品（現已解禁）；近期再對華為和70家附屬企業列入實體清單，華為將無法取得美國企業的零組件和技術，形成嚴重的斷鏈危機。
日本此次管制可說是仿效川普的做法，雖然未對韓國實施出口禁令，惟出口限制的效力也相當接近，還表示不排除擴大限制產業範疇，且正考慮將南韓剔除出口「白色名單」之外，目前日本共有27個國家被列入白色名單，名單內國家享有出口許可免申請的優惠，南韓於2004年納入，若南韓被剔除該名單之外，可能轉為軍事用途的產品，都須要向日本政府申請許可始可銷韓。
南韓面對日方的舉措，只能用抵制日本的消費性產品，拒絕至日旅遊進行反制，並提請WTO貨物貿易理事會調查。易言之，南韓找不到與日本相類似的關鍵零組件或是獨占性原料可資報復。
從美中與日韓的貿易紛爭，可看出未來貿易戰極有可能走向供應鏈武器化的趨勢，進而打破既有的供應鏈系統。愈能掌控上游原料、關鍵零組件或是獨占性軟體的國家，就愈享有優勢。連科技產業規模如此大的中韓二國，都身受其害，還無從反制，足見其影響程度。
台灣如何因應此趨勢
台灣為全球ICT產業重鎮，不過主要產品多屬下游的終端產品，且以代工為主，倘被切斷產品供應鏈，衝擊將十分劇烈。面對此一趨勢，一方面台商應及早規劃多國的第二，甚至第三供應商，並應推動進口替代，扶植國內的供應商，避免過度仰賴單一廠商，若是發生類似的管制，即可快速轉換貨源，將傷害降至最低。另一方面，還應盤點台灣在產業國際分工的優勢，當他國對我國提出出口管制時，我方亦能推出反制方案。
最後，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政策時，莫再迷信數大便是美的產業思維。而應朝向小而精的產業上游原料與關鍵性零組件發展，強化產業自主性，建構具獨占性且斷鏈能力的優勢地位。
（本文刊載於2019年7月19日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