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律師考試國文作文題，分別引用孔子：「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司馬遷：「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並認為前開三者，認為苛細的法律會造成社會動盪，並以「法律與制治清濁」為題，要求考生寫篇作文。考生或其他律師先進，或大呼吃不消，或認現今無需再有此八股，筆者試申述該篇作文應有內容與反思。
就本題作文綱要而言：首先，前開三位先人所言，乃中國古代：德化為主，法治為輔，所謂「德主刑輔」說。中國法制史上，曾以禮與孝作為法律精神與最高指導原則，自有背景考慮，諸如：尊親屬的孝順、家庭關係維繫、宗法社會的維護等，反映當時社會秩序，原則上將德行融入法律之中，或可謂：法治並非治理清濁之原因。
其次，我們細究，中國古代真純以「道德作為法律依據」？其實不然，例如：復仇應該如何判定？古語有云：「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碰到孝子或孝女為親人復仇，依孝道，朝廷應該表揚；依法律，越過官府，私刑殺人，怎能不償命？在兩難之中，對於傳統中國審判實務，亦有不少齟齬。是以，前三位哲人所言，單純以道德為先，亦無法回答上開矛盾，怎能依法治國？又怎能《司馬遷史記·張釋之列傳》：法律失去其輕重，「民又何安其手足」？申言之，即便當年法律並非治理清濁之主因，但也不能排除例外的情況。
再者，現代法治仍有強調孝道的條文，諸如：《民法》第1084條第1項：「子女應孝順父母」，而《刑法》第272條殺害直系尊親屬罪等規定。是以，前者於民國74年修正民法時增列，重申我國「以孝治國」。後者，純以尊長受殺害，行為人逆倫情節嚴重，特加重其刑。然總體而言，目前德治退居二線，非法律主要靈魂，已為定論。是以，前開三位哲人認為「德主刑輔」，恐非現代法律潮流。申言之，法律應為社會治亂之主因，而非以模糊道德統制。
承前，今日司法與檢察體系，恐怕也難以負荷教化任務，德化應由社會、輿論、教育任之。若強要司法人員「德化」犯法之人，而輕判其刑，以道德凌駕法律，諸如：以有教化可能而對兇惡之徒拒處極刑。況且，近世千變萬化：環保、能源、藥品、科技等行政罰態樣，絕非前開三哲能預見。是以，若僅認為法律越多，社會越亂，不僅昧於事實，亦與潮流背道而馳。
末以，韓非子曾云：「法與時轉則治」，封建制度如此，民主時代更不能反其道而行。前開三哲受限於見聞，或可認德主刑輔。然即便該時期，亦有復仇等法律道德兩難的情況。是以，今法治為主，道德為輔，既可避免法律道德混淆，將德化交與教育，而法律交與有司，方為正道。
前開為相關文章概要，接下來探討是否中文對法律人一無事處？的確，台灣許多先進當年因為國文，尤其是作文分數未達門檻，就與司法官擦身而過，確實有切膚之痛，正如經典台詞：「我敢說10年後我連log都不知道，還是可以活得很好」、「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事是徒勞無功的」云云。
筆者舉知名作家魯迅講演內容，他曾對大學生說：中國書讓人意志消沉，邏輯不明，是非混淆，讀多少禮義，沒能退列強之侵，念多少易理，沒能咒死列強兵士，有何用？想必反對前開律師考題者，一定額手稱慶。然而，講演歸講演，周生杰先生《太平御覽研究》裡頭詳論，魯迅先生曾就此宋朝四大類書，購買與研究至少四個版本，且魯迅先生更有中國小說史略，漢學底子根深蒂固，豈是忽略中國傳統文史之人？是以，若無基本瞭解，旋即絕聖棄智，對中國傳統文史嗤之以鼻，能算聰明？
或謂：那是文史作家，我要的是法律人。
筆者另舉幾例：台灣前司法院大法官史尚寬先生，先生為安徽桐城人，11歲能為古文，曾往巴黎與柏林留學，精通法、德、英、日等多國語言，學冠中西，著有民法全書，至今仍為學界與實務界參考。日人法學家穗積陳重，亦為《法窗夜話》、《法律進化論》作者，除日本文史外，旁及西洋逸聞，且其對「憲法」一詞的考究，更總括中國經、史、子、集，令人嘖嘖稱奇，更令華夏子孫汗顏。
是以，若中國古書如此不堪，幾位法學家難道其師長會令其子弟「做無用之事，讀無用之書」？值得我們深思！
總結，據聞拿破崙曾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少年不是該立大志？諸多司法前輩，例如：呂大律師榮海、林大律師石猛、楊大律師岡儒，皆學貫中西，出口成章，就是有充分的中文素養，為在下與後學所欽佩，多些中國文史素養，或可少些「匠氣」吧？
(本文刊登於107.10.21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就本題作文綱要而言：首先，前開三位先人所言，乃中國古代：德化為主，法治為輔，所謂「德主刑輔」說。中國法制史上，曾以禮與孝作為法律精神與最高指導原則，自有背景考慮，諸如：尊親屬的孝順、家庭關係維繫、宗法社會的維護等，反映當時社會秩序，原則上將德行融入法律之中，或可謂：法治並非治理清濁之原因。
其次，我們細究，中國古代真純以「道德作為法律依據」？其實不然，例如：復仇應該如何判定？古語有云：「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碰到孝子或孝女為親人復仇，依孝道，朝廷應該表揚；依法律，越過官府，私刑殺人，怎能不償命？在兩難之中，對於傳統中國審判實務，亦有不少齟齬。是以，前三位哲人所言，單純以道德為先，亦無法回答上開矛盾，怎能依法治國？又怎能《司馬遷史記·張釋之列傳》：法律失去其輕重，「民又何安其手足」？申言之，即便當年法律並非治理清濁之主因，但也不能排除例外的情況。
再者，現代法治仍有強調孝道的條文，諸如：《民法》第1084條第1項：「子女應孝順父母」，而《刑法》第272條殺害直系尊親屬罪等規定。是以，前者於民國74年修正民法時增列，重申我國「以孝治國」。後者，純以尊長受殺害，行為人逆倫情節嚴重，特加重其刑。然總體而言，目前德治退居二線，非法律主要靈魂，已為定論。是以，前開三位哲人認為「德主刑輔」，恐非現代法律潮流。申言之，法律應為社會治亂之主因，而非以模糊道德統制。
承前，今日司法與檢察體系，恐怕也難以負荷教化任務，德化應由社會、輿論、教育任之。若強要司法人員「德化」犯法之人，而輕判其刑，以道德凌駕法律，諸如：以有教化可能而對兇惡之徒拒處極刑。況且，近世千變萬化：環保、能源、藥品、科技等行政罰態樣，絕非前開三哲能預見。是以，若僅認為法律越多，社會越亂，不僅昧於事實，亦與潮流背道而馳。
末以，韓非子曾云：「法與時轉則治」，封建制度如此，民主時代更不能反其道而行。前開三哲受限於見聞，或可認德主刑輔。然即便該時期，亦有復仇等法律道德兩難的情況。是以，今法治為主，道德為輔，既可避免法律道德混淆，將德化交與教育，而法律交與有司，方為正道。
前開為相關文章概要，接下來探討是否中文對法律人一無事處？的確，台灣許多先進當年因為國文，尤其是作文分數未達門檻，就與司法官擦身而過，確實有切膚之痛，正如經典台詞：「我敢說10年後我連log都不知道，還是可以活得很好」、「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事是徒勞無功的」云云。
筆者舉知名作家魯迅講演內容，他曾對大學生說：中國書讓人意志消沉，邏輯不明，是非混淆，讀多少禮義，沒能退列強之侵，念多少易理，沒能咒死列強兵士，有何用？想必反對前開律師考題者，一定額手稱慶。然而，講演歸講演，周生杰先生《太平御覽研究》裡頭詳論，魯迅先生曾就此宋朝四大類書，購買與研究至少四個版本，且魯迅先生更有中國小說史略，漢學底子根深蒂固，豈是忽略中國傳統文史之人？是以，若無基本瞭解，旋即絕聖棄智，對中國傳統文史嗤之以鼻，能算聰明？
或謂：那是文史作家，我要的是法律人。
筆者另舉幾例：台灣前司法院大法官史尚寬先生，先生為安徽桐城人，11歲能為古文，曾往巴黎與柏林留學，精通法、德、英、日等多國語言，學冠中西，著有民法全書，至今仍為學界與實務界參考。日人法學家穗積陳重，亦為《法窗夜話》、《法律進化論》作者，除日本文史外，旁及西洋逸聞，且其對「憲法」一詞的考究，更總括中國經、史、子、集，令人嘖嘖稱奇，更令華夏子孫汗顏。
是以，若中國古書如此不堪，幾位法學家難道其師長會令其子弟「做無用之事，讀無用之書」？值得我們深思！
總結，據聞拿破崙曾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少年不是該立大志？諸多司法前輩，例如：呂大律師榮海、林大律師石猛、楊大律師岡儒，皆學貫中西，出口成章，就是有充分的中文素養，為在下與後學所欽佩，多些中國文史素養，或可少些「匠氣」吧？
(本文刊登於107.10.21蘋果日報即時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