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以來美中開啟貿易戰，美國率先課徵中國500億美元關稅開場，中國也回以30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最新第三輪美國日前再向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10%的關稅，同時中國也對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5%或10%的關稅。雙方互不讓步，美中大規模的貿易戰正式展開之際，其根本癥結與對全球經濟的可能影響，頗值探究。

美中貿易戰起因於美國對中國長期累積的鉅額貿易逆差，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美中貿易逆差不到1000億美元，而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已來到3756億美元，達該年美國對外貿易8000億元的47%，幾進一半。事實上，只有國際強勢貨幣如美元才可能長時間維持貿易逆差，國際貿易逆差也反應在國內的大量消費和超額投資上，同時代表外來資金的流入與對國際的舉債。美國以發行美元占盡便宜，讓各國願意以購買美國債券或擁有美元來支撐美國的過度消費。

當然美國不是沒有風險，長期美元有貶值與通膨壓力，更重要的是，會造成美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流失，國內製造業萎縮與失業率的增加，美國可能會因此失去世界龍頭的地位。目前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比重高達22.5%遠高於美國的17.5%，眼看中國的崛起來勢洶洶，未雨綢繆，深黯商業利益且打著美國第一口號的川普總統，以訴求中國不公平的貿易是逆差的主因，不惜強勢啟動對中貿易戰，良有以也。

項莊舞劍，美國在乎的是做為國際霸主的長期國際競爭力不容挑戰，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計畫全面提升中國智慧製造能力，對美國有如盲刺在背。技術的爭奪與鞏固恐怕才是此次美中貿易戰更深層次的肇因。

然而以目前的貿易結構觀之，中國從美國進口高附加價值工業產品，出口美國低附加價值生活消費品，兩國的生產技術層次仍有一段差距。由於中國並非自由經濟體制，經常可舉國家力量有系統、有計畫地干預市場，扶持本土產業，近年來的半導體產業即是典型例子。這種以市場換取技術或強迫國際企業移轉技術等不當競爭干預市場的行為，才是目前先進國家如美、歐、日所擔心的。

由於目前許多關鍵先進技術與標準尚操之在美國手中，況且中國出口美國5000多億美元，而美國出口中國只有1300億美元，中國沒有全面對抗的本錢。何況中國經濟正處在所謂新常態階段，亟需產業結構轉型，再加上房地產、殭屍企業、地方債與融資平台等暴露的金融風險加劇，中國採取消極對抗也是勢之必然。雖然短期人民幣貶值可以抵消一些關稅負面效果，但可能引發通膨、資金外逃、加速房地產泡沫化等不利結果。

當然美國也不是沒有付出代價，中國出口美國多屬民生消費性產品，貿易戰無疑的進口產品價格會上漲，國內消費者受害，通膨壓力增加，限縮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空間，國內有效需求會下降，景氣可能會反轉。

美中貿易戰近來雖有升溫現象，但持續的長久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相信會有轉圜的餘地。衡諸關稅的規模與占兩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仍低，短期間尚不足以造成重大實質影響，但對市場的預期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全球生產供應鏈為避險而做的重新佈局則正在醞釀中，此皆可能對全球經濟情勢產生衝擊，不可不審慎以對。

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高達67.6%，遠比亞洲其他各國高，尤應提早規畫對策。尤其兩岸經貿關係密切，台商宜思考如何重新全球布局，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技術與人才將是未來中國結構轉型的吸納捷徑，年來的惠台31項政策與發給台胞居住證即是明證，我政府必須要有完整的政策規畫，如何將台灣僅存的優勢─技術與人才，留在台灣為本國所用，應是當務之急。

（本文刊載於2018年9月26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