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院長為搶救日益低迷的生育率，端出的「少子化對策」卻了無新意，包括放寬發放育兒津貼的對象，以及提高現行托育補助的額度等，雖然刻意用「準公共化」的話術來包裝托育補助新制，說穿了，除了撒錢，還是撒錢。
矛盾的是，如果撒錢真有助於刺激生育率，理應金額越高效果越佳，然而中央卻要求地方政府將行之有年的相關津貼或補助同時落日，甚至打算透過重新分配中央補助款的方式，來遏止地方與中央競逐福利的亂象。
由於年底縣市長選舉將屆，中央此時以「財政紀律」要求地方取消加碼的「政績」，當然引發部分候選人的反彈。以台北市長柯文哲為例，日前即趕在8月1日行政院托育補助新制上路前公開宣示：未來在他任內，補助不會縮水。
但柯文哲所謂不會縮水的金額中，其實內含了中央舊有的3000元托育補助。然而，目前中央政策已改變，未來要如何說服中央繼續補助台北市民3000元，或者改由台北市政府編列預算自行吸收，形成一國兩制，柯文哲有義務向選民說明清楚，而非只是在媒體上放話、開空頭支票。
除了中央與地方的福利競逐之亂外，急於上路的托育補助新制更可能變成「看得到、吃不到」。「準公共化」雖加碼至每月6000元，但補助的條件是需托育於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目前民眾最大的困擾是，政策倉促上路，但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在哪裡？就算是政府日後資訊系統註記是否簽約，方便民眾「配對」，相信大多數的家長仍須考量托育的品質、環境，以及交通狀況是否合適。
而且民眾一旦找不到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屆時變成只能領取放寬後的育兒津貼，一來一往之間，現有的3000元無法上看6000元，反而變成只有2500元的育兒津貼。因此，究竟「準公共化」政策是要助民眾「好孕」，還是要變相剝奪民眾既有的權益？
再者，受到政策困擾的不只有民眾，還有服務供給端的保母和托嬰中心。政府以提高補助利誘家長，形同政策性逼迫保母、托嬰中心就範與政府簽約，並依循政府訂定的收費標準。然而，這種違反市場法則的政策，是否變相鼓勵口碑不好的保母、托嬰中心與政府簽約，而部分家長只考量價錢因素作為選擇保母、托嬰中心的標準，最後變成反淘汰，進而淪為家長與托育人員雙輸的局面。
若以台南過去實施的情形來看，「準公共化」覆蓋率之低即印證了此項政策或許還有再檢討的空間。遺憾的是，賴揆從台南到中央，卻不斷地在複製錯誤的經驗。托育最重要的是幼兒的安全以及照顧的品質，而不只是價格，未來一旦因為政策誘導而本末倒置，遑論提高生育率，家長反而更要為安全的托育煩心。
（本文曾刊登於107.07.31中國時報觀點，原標題為「救少子化不能光撒錢」）
矛盾的是，如果撒錢真有助於刺激生育率，理應金額越高效果越佳，然而中央卻要求地方政府將行之有年的相關津貼或補助同時落日，甚至打算透過重新分配中央補助款的方式，來遏止地方與中央競逐福利的亂象。
由於年底縣市長選舉將屆，中央此時以「財政紀律」要求地方取消加碼的「政績」，當然引發部分候選人的反彈。以台北市長柯文哲為例，日前即趕在8月1日行政院托育補助新制上路前公開宣示：未來在他任內，補助不會縮水。
但柯文哲所謂不會縮水的金額中，其實內含了中央舊有的3000元托育補助。然而，目前中央政策已改變，未來要如何說服中央繼續補助台北市民3000元，或者改由台北市政府編列預算自行吸收，形成一國兩制，柯文哲有義務向選民說明清楚，而非只是在媒體上放話、開空頭支票。
除了中央與地方的福利競逐之亂外，急於上路的托育補助新制更可能變成「看得到、吃不到」。「準公共化」雖加碼至每月6000元，但補助的條件是需托育於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目前民眾最大的困擾是，政策倉促上路，但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在哪裡？就算是政府日後資訊系統註記是否簽約，方便民眾「配對」，相信大多數的家長仍須考量托育的品質、環境，以及交通狀況是否合適。
而且民眾一旦找不到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屆時變成只能領取放寬後的育兒津貼，一來一往之間，現有的3000元無法上看6000元，反而變成只有2500元的育兒津貼。因此，究竟「準公共化」政策是要助民眾「好孕」，還是要變相剝奪民眾既有的權益？
再者，受到政策困擾的不只有民眾，還有服務供給端的保母和托嬰中心。政府以提高補助利誘家長，形同政策性逼迫保母、托嬰中心就範與政府簽約，並依循政府訂定的收費標準。然而，這種違反市場法則的政策，是否變相鼓勵口碑不好的保母、托嬰中心與政府簽約，而部分家長只考量價錢因素作為選擇保母、托嬰中心的標準，最後變成反淘汰，進而淪為家長與托育人員雙輸的局面。
若以台南過去實施的情形來看，「準公共化」覆蓋率之低即印證了此項政策或許還有再檢討的空間。遺憾的是，賴揆從台南到中央，卻不斷地在複製錯誤的經驗。托育最重要的是幼兒的安全以及照顧的品質，而不只是價格，未來一旦因為政策誘導而本末倒置，遑論提高生育率，家長反而更要為安全的托育煩心。
（本文曾刊登於107.07.31中國時報觀點，原標題為「救少子化不能光撒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