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台灣再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在取得執政後開始調整能源政策，除了廢棄已完成興建投資超過百億美元以上的“核四”電廠運轉之外，忽略台灣工商企業或外僑在台協會等團體再三提出必須重視“缺電”危機與“減污排碳”要求的建議，反而利用其“立法委員”人數絕對優勢通過增修電業法令，同時明文規定於2025年前，先後將既有運轉的三個核子電廠進行除役，希望屆時以再生能源20%替代廢核，配合燃氣50%、燃煤30%等三項為發電結構配比，讓台灣達到“非核家園”願景的夢幻成真。
台灣陷“限電夢魘”
然而，去年以來隨着燃煤電廠發電機組過度負荷，造成接二連三跳電引發斷電事件，讓台灣再度陷入揮之不去之限電夢魘。在面對電力備載容量瀕臨警戒高峰陷入缺電危機下，執政當局為了解決電力供給不足壓力，以及取得更多電力調度彈性空間，不但被迫重啟“核二”電廠二號機組併聯發電，甚至罔顧民眾生活強渡關山通過重建深澳燃煤電廠環評審查。民進黨執政以來所推動的“非核家園”能源政策神話，是否已經幻滅，成為今年以來朝野政黨質詢的議題和社會輿論對話之焦點。
尤其是在調整能源政策的過程中，除了將“節電”列為優先的工作目標，同時以用電大戶納入首要之輔導對象之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台灣採取與全球先進國家“廢煤減碳”趨勢背道而馳之“燃煤”發電政策，其荒謬政策所延伸的後果，不但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傷害既深又遠，而且對民眾健康產生之威脅更是難以估計。亦即在既有環境下，其實目前台灣已經為錯誤的能源政策選擇，開始償付缺電“代價”，若再忽略將核心聚焦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藉以重新找出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則未來恐將承受更多限電“成本”。
事實而言，台灣先天能源資源極為貧瘠，迄今能源自給能力不及一成，加上能源進口極易因國際情勢因素糾葛，而存在能源來源不太穩定的風險衝擊，使得能源政策轉型條件欠佳。然而，由於能源是促進台灣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之根本，因應推動能源多元來源、穩定供給前提，以及重視環保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之下，未來如何從能源供給面的“淨源”與能源需求面的“節流”之角度進行能源政策調整，訂定一套更加周長完善的能源發展方向，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的能源投資策略，卻又是台灣難度極高而無法迴避的挑戰。
能源政策轉型困境
換句話說，面對上述頗嚴苛的條件挑戰之下，為了落實2025年達到“非核家園”願景，台灣在能源政策轉型上將能源發電結構配比集中於再生能源、燃氣、燃煤等三項，卻又忽略在推動這些項目發展過程中，除了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其所涉及的土地、運輸、儲存、天候、海象等環境因素風險，更加是能源政策調整成功與否無法切割之一環。
先從再生能源發電來說，其範圍聚焦太陽光能及風力發電。若以前者太陽光能發電加以分析，由於台灣幅員狹小、土地不多，加上山陵偏多，根本難以提供較大型面積的冗餘空間作為太陽光能發電場所；再者，夜晚和陰天也是無法利用太陽光能進行發電，更加降低其利用效率。此外，則是利用如此之大面積太陽光能電板，如果未來其後續回收廢棄器材無法妥善處理，恐將成為更嚴重的環保問題。亦即在環境條件限制下，依據國際經驗顯示，目前除中東沙特阿拉伯等少數國家具有得天獨厚條件外，一般國家與地區不太可能完全利用太陽光能作為基載發電。
若以後者風力發電進行觀察，台灣發展陸域風力發電迄今超過十年，除因涉及低頻噪音而引發地方民眾反對問題外，受到季節風力變化因素影響，一年之中可以透過風力發電天候低於120天，使得其發電容量比率僅有30%。至於目前在政策上所積極推動的離岸風力發電，雖希望利用全球著名離岸風力發電廠商來台投資機會，進而促進技術生根發展，但其也是受到季節風力變化因素影響，一年之中透過風力發電天候不及180天，估計其發電容量比率亦將僅有50%左右。亦即台灣不論利用陸域或是海域風力發電作為基載發電，仍是難以克服其所存在的噪音、天候等環境條件限制。
再就提高燃氣(LNG)發電容量而言，台灣既有燃氣生產頗為缺乏，大多必須透過進口，經由接收站配合燃氣管供給。姑且勿論，燃氣進口所存在的國際因素變化，近年以來隨着地方民眾自我意識崛起，以及保護自我安全考量，在興建LNG接收站體時，往往因政治因素的糾葛，或是環境保護之覺醒，除了不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加上當局法令的模糊、政策之變化，無形之中提高電廠投資成本與風險。
其中，台灣中油公司已經初審通過環評審查於大潭興建LNG接收站體，在受到環境保護人士不斷抗議下，雖研擬替代可行方案，卻又因地方民眾提出環境保護訴訟，而被迫暫時中止興建。再者，台塑公司已規劃於其麥寮石化專業園區南邊港口公用碼頭設置LNG接收站體，則是因與原始核准之用途不同，而造成興建進度延宕。這些因素糾葛影響之下，除了燃氣進口難以掌握之外，其對台灣希望提高燃氣發電容量之限制，不容小覷。
至於利用增加燃煤發電方面，雖目前國際燃煤電廠發電技術進步頗快，已經達到超高臨界機組地步，加上燃煤具有來源供給穩定、取得價格低廉優勢；但無法否認的是，燃煤發電所造成的增加空污是提高PM2.5的來源之一。若將燃煤發電與燃氣發電之二氧化碳排放比較，一噸燃氣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是一噸燃煤發電的60%，如果以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的立場評估，無疑，燃煤排放二氧化碳相對較高。
尤其是在因應全球氣候極端變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成為各國產業發展規範之下，近年以來先進國家及地區，例如英、荷、法、加等，在綠色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取代發電下，除了將既有核子電廠的發電時程重新延役之外，藉以配合全面減碳廢煤發電時程。很顯然地，在全球先進國家及地區實施減碳廢煤發電潮流下，台灣為廢除核電而增加煤電，讓減碳淪為政治的口號，其推動能源政策轉型模式似乎顯得格外突兀。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台灣在能源政策調整上似乎已陷入民粹盲目追求夢幻願景之迷失。雖廢除核電、朝向“非核家園”，同時積極開發風力、太陽光能、地熱、植物萃取等綠色替代能源，取代廢核之後所產生的電力供給差額理念，已初步取得台灣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但不可諱言的是，從國際先進國家及地區發展綠色替代能源的經驗顯示，這些綠色替代能源技術，目前不論是屬於開發階段，抑或是經濟效益偏低，如果在其技術尚未成熟前所投入的發電成本過高，恐將被迫提高電力價格。如此一來，除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外，若將發電成本轉嫁反映至產品價格，則勢必增加民眾生活負擔。
亦即面對日益嚴苛環境保護之下，尤其在綠色替代能源技術尚未成熟前，未來台灣能源政策轉型是否能夠忽略國際規範，採取增加燃煤發電替代核能發電模式，是值得省思的現實；相對而言，若選擇保留部分核能發電，則必須承擔核災意外所造成之威脅。也就是說，台灣在2025年朝向“非核家園”願景的背後面對的是，許多更具複雜性、敏感性難以選擇之困境，如何從促進經濟發展兼顧落實環境保護的角度，徹底解決燃煤與核能發電的歧見，始終是爭議不休的“兩難”，卻又是台灣能源政策調整無法迴避的挑戰。
構建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
在此同時，回顧1970年代先後兩次全球石油危機，在衝擊國際經濟的同時，卻又促進許多先進國家開始評估其所具有的環境條件，進行調整能源發電結構，除提高既有水力、燃煤、核能等能源發電效率外，透過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規劃，積極發展包括：太陽光能、風力、燃氣、地熱、潮汐等多元能源發電，以降低電力供給之風險。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應近年全球氣候極端變遷，為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已成為各國產業的發展規範，在考量電力價格相對低廉與排碳系數最低等環境條件下，目前先進國家在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上，採取核能作為基載發電，仍是佔有相當比重。
舉例來說，歐洲非常重視能源開發及節能減碳的德、法的發展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台灣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借鏡。其中，德國雖核能發電佔能源發電結構的配比不及六分之一，為能廢除核能發電，積極發展綠色能源發電；但迄今綠色能源發電卻僅二成，因六成需要依賴石化能源發電，而導致電力價格偏高。相對法國在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上，則是選擇以核能發電為核心，目前其佔電力供給的四分之三；至於綠色能源發電佔比迄今不及5%，或許因僅有十分之一依賴石化能源發電，而使得電力價格較為低廉。由此可見，不論擁核或是反核，其實沒有絕對的利與弊。
坦然言之，台灣若要選擇再生能源發電其實在技術上仍存在着許多困難，加上進口燃氣發電更是極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至於增加燃煤發電卻又陷入環境保護糾葛，使得推動能源政策轉型極為不易。然而，面對揮之不去的缺電陰霾及難以承擔之核災威脅，台灣能源政策轉型在廢核、擁核兩難困境圍繞中何去何從？必須冷靜加以省思。
因此，未來台灣在推動能源政策轉型上，與其淪為民粹盲目追求“非核家園”夢幻願景，不如從能源政策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接的橋樑角度，進行專業理性論述；同時，能夠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精神，避免政治勢力或個人主義暈染，找出較具有前瞻突破的能源政策，以更加務實的立場評估既有環境條件，同時借鑒先進國家經驗規劃，包括燃煤、核能等發電在內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採取循序漸進發展，如此始能讓台灣擺脫缺電之陰霾。
（本文刊載於2018年7月16日經濟導報）
台灣陷“限電夢魘”
然而，去年以來隨着燃煤電廠發電機組過度負荷，造成接二連三跳電引發斷電事件，讓台灣再度陷入揮之不去之限電夢魘。在面對電力備載容量瀕臨警戒高峰陷入缺電危機下，執政當局為了解決電力供給不足壓力，以及取得更多電力調度彈性空間，不但被迫重啟“核二”電廠二號機組併聯發電，甚至罔顧民眾生活強渡關山通過重建深澳燃煤電廠環評審查。民進黨執政以來所推動的“非核家園”能源政策神話，是否已經幻滅，成為今年以來朝野政黨質詢的議題和社會輿論對話之焦點。
尤其是在調整能源政策的過程中，除了將“節電”列為優先的工作目標，同時以用電大戶納入首要之輔導對象之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台灣採取與全球先進國家“廢煤減碳”趨勢背道而馳之“燃煤”發電政策，其荒謬政策所延伸的後果，不但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傷害既深又遠，而且對民眾健康產生之威脅更是難以估計。亦即在既有環境下，其實目前台灣已經為錯誤的能源政策選擇，開始償付缺電“代價”，若再忽略將核心聚焦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藉以重新找出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則未來恐將承受更多限電“成本”。
事實而言，台灣先天能源資源極為貧瘠，迄今能源自給能力不及一成，加上能源進口極易因國際情勢因素糾葛，而存在能源來源不太穩定的風險衝擊，使得能源政策轉型條件欠佳。然而，由於能源是促進台灣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之根本，因應推動能源多元來源、穩定供給前提，以及重視環保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之下，未來如何從能源供給面的“淨源”與能源需求面的“節流”之角度進行能源政策調整，訂定一套更加周長完善的能源發展方向，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的能源投資策略，卻又是台灣難度極高而無法迴避的挑戰。
能源政策轉型困境
換句話說，面對上述頗嚴苛的條件挑戰之下，為了落實2025年達到“非核家園”願景，台灣在能源政策轉型上將能源發電結構配比集中於再生能源、燃氣、燃煤等三項，卻又忽略在推動這些項目發展過程中，除了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其所涉及的土地、運輸、儲存、天候、海象等環境因素風險，更加是能源政策調整成功與否無法切割之一環。
先從再生能源發電來說，其範圍聚焦太陽光能及風力發電。若以前者太陽光能發電加以分析，由於台灣幅員狹小、土地不多，加上山陵偏多，根本難以提供較大型面積的冗餘空間作為太陽光能發電場所；再者，夜晚和陰天也是無法利用太陽光能進行發電，更加降低其利用效率。此外，則是利用如此之大面積太陽光能電板，如果未來其後續回收廢棄器材無法妥善處理，恐將成為更嚴重的環保問題。亦即在環境條件限制下，依據國際經驗顯示，目前除中東沙特阿拉伯等少數國家具有得天獨厚條件外，一般國家與地區不太可能完全利用太陽光能作為基載發電。
若以後者風力發電進行觀察，台灣發展陸域風力發電迄今超過十年，除因涉及低頻噪音而引發地方民眾反對問題外，受到季節風力變化因素影響，一年之中可以透過風力發電天候低於120天，使得其發電容量比率僅有30%。至於目前在政策上所積極推動的離岸風力發電，雖希望利用全球著名離岸風力發電廠商來台投資機會，進而促進技術生根發展，但其也是受到季節風力變化因素影響，一年之中透過風力發電天候不及180天，估計其發電容量比率亦將僅有50%左右。亦即台灣不論利用陸域或是海域風力發電作為基載發電，仍是難以克服其所存在的噪音、天候等環境條件限制。
再就提高燃氣(LNG)發電容量而言，台灣既有燃氣生產頗為缺乏，大多必須透過進口，經由接收站配合燃氣管供給。姑且勿論，燃氣進口所存在的國際因素變化，近年以來隨着地方民眾自我意識崛起，以及保護自我安全考量，在興建LNG接收站體時，往往因政治因素的糾葛，或是環境保護之覺醒，除了不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加上當局法令的模糊、政策之變化，無形之中提高電廠投資成本與風險。
其中，台灣中油公司已經初審通過環評審查於大潭興建LNG接收站體，在受到環境保護人士不斷抗議下，雖研擬替代可行方案，卻又因地方民眾提出環境保護訴訟，而被迫暫時中止興建。再者，台塑公司已規劃於其麥寮石化專業園區南邊港口公用碼頭設置LNG接收站體，則是因與原始核准之用途不同，而造成興建進度延宕。這些因素糾葛影響之下，除了燃氣進口難以掌握之外，其對台灣希望提高燃氣發電容量之限制，不容小覷。
至於利用增加燃煤發電方面，雖目前國際燃煤電廠發電技術進步頗快，已經達到超高臨界機組地步，加上燃煤具有來源供給穩定、取得價格低廉優勢；但無法否認的是，燃煤發電所造成的增加空污是提高PM2.5的來源之一。若將燃煤發電與燃氣發電之二氧化碳排放比較，一噸燃氣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是一噸燃煤發電的60%，如果以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的立場評估，無疑，燃煤排放二氧化碳相對較高。
尤其是在因應全球氣候極端變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成為各國產業發展規範之下，近年以來先進國家及地區，例如英、荷、法、加等，在綠色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取代發電下，除了將既有核子電廠的發電時程重新延役之外，藉以配合全面減碳廢煤發電時程。很顯然地，在全球先進國家及地區實施減碳廢煤發電潮流下，台灣為廢除核電而增加煤電，讓減碳淪為政治的口號，其推動能源政策轉型模式似乎顯得格外突兀。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發現，台灣在能源政策調整上似乎已陷入民粹盲目追求夢幻願景之迷失。雖廢除核電、朝向“非核家園”，同時積極開發風力、太陽光能、地熱、植物萃取等綠色替代能源，取代廢核之後所產生的電力供給差額理念，已初步取得台灣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但不可諱言的是，從國際先進國家及地區發展綠色替代能源的經驗顯示，這些綠色替代能源技術，目前不論是屬於開發階段，抑或是經濟效益偏低，如果在其技術尚未成熟前所投入的發電成本過高，恐將被迫提高電力價格。如此一來，除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外，若將發電成本轉嫁反映至產品價格，則勢必增加民眾生活負擔。
亦即面對日益嚴苛環境保護之下，尤其在綠色替代能源技術尚未成熟前，未來台灣能源政策轉型是否能夠忽略國際規範，採取增加燃煤發電替代核能發電模式，是值得省思的現實；相對而言，若選擇保留部分核能發電，則必須承擔核災意外所造成之威脅。也就是說，台灣在2025年朝向“非核家園”願景的背後面對的是，許多更具複雜性、敏感性難以選擇之困境，如何從促進經濟發展兼顧落實環境保護的角度，徹底解決燃煤與核能發電的歧見，始終是爭議不休的“兩難”，卻又是台灣能源政策調整無法迴避的挑戰。
構建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
在此同時，回顧1970年代先後兩次全球石油危機，在衝擊國際經濟的同時，卻又促進許多先進國家開始評估其所具有的環境條件，進行調整能源發電結構，除提高既有水力、燃煤、核能等能源發電效率外，透過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規劃，積極發展包括：太陽光能、風力、燃氣、地熱、潮汐等多元能源發電，以降低電力供給之風險。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應近年全球氣候極端變遷，為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節能減碳已成為各國產業的發展規範，在考量電力價格相對低廉與排碳系數最低等環境條件下，目前先進國家在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上，採取核能作為基載發電，仍是佔有相當比重。
舉例來說，歐洲非常重視能源開發及節能減碳的德、法的發展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台灣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借鏡。其中，德國雖核能發電佔能源發電結構的配比不及六分之一，為能廢除核能發電，積極發展綠色能源發電；但迄今綠色能源發電卻僅二成，因六成需要依賴石化能源發電，而導致電力價格偏高。相對法國在規劃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上，則是選擇以核能發電為核心，目前其佔電力供給的四分之三；至於綠色能源發電佔比迄今不及5%，或許因僅有十分之一依賴石化能源發電，而使得電力價格較為低廉。由此可見，不論擁核或是反核，其實沒有絕對的利與弊。
坦然言之，台灣若要選擇再生能源發電其實在技術上仍存在着許多困難，加上進口燃氣發電更是極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至於增加燃煤發電卻又陷入環境保護糾葛，使得推動能源政策轉型極為不易。然而，面對揮之不去的缺電陰霾及難以承擔之核災威脅，台灣能源政策轉型在廢核、擁核兩難困境圍繞中何去何從？必須冷靜加以省思。
因此，未來台灣在推動能源政策轉型上，與其淪為民粹盲目追求“非核家園”夢幻願景，不如從能源政策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接的橋樑角度，進行專業理性論述；同時，能夠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精神，避免政治勢力或個人主義暈染，找出較具有前瞻突破的能源政策，以更加務實的立場評估既有環境條件，同時借鑒先進國家經驗規劃，包括燃煤、核能等發電在內最適能源發電結構配比，採取循序漸進發展，如此始能讓台灣擺脫缺電之陰霾。
（本文刊載於2018年7月16日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