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台灣的「本土化」政策，不得不歸功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其於民國六、七十年代積極擘劃之於先，大力推動之於後，可謂一手促其實現。察體經國先生的本意，無非是有鑒於政府遷台初期，國人依然北望故國，亟思收復失土而惶惶不可終日，而當時國家的體制和政策也大抵建立於「反攻大陸，指日可待」的基本論調之上，若長此以往，難免會拖累台灣本地的政經發展與民主改革，於是乎，一項有實而無名的「本土化」運動隱然成形，逐步開展，以迄於今。
蔣氏的「本土化」作為大致可分成政治革新與經濟建設兩條路線。前者包括大量培植、任用本省藉青年才俊出任要職以縮小族群代表性的失衡；同時致力於政治民主化及落實地方自治；後者則首推興辦十大建設以繁榮地方、深耕本土最具成效，也最受到台灣人民的感念。
國民黨連戰主席說：「台灣經驗和台灣奇蹟就是本土化的成果」，可謂一言中的。黃大洲日前為本土化所做的一番詮釋更是完盡周延，有醍醐灌頂之效。
的確，當年的本土化政策本係主政者針對國家現實處境，為謀求社會進步、族群融合所採取的改革措施，如今，正值其具體成果昭昭在目之際，卻反被別有居心者用來否定道統，煽動群眾，製造分裂，豈不令人良深浩歎。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中央日報90.07.07透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