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法官釋憲745號，綜所稅薪資扣除額明定法定扣除額上限，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的平等權，主管所得稅法的財政部應於本解釋公布日起2年內，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為解決此項爭端，財政部除在首波稅改方案中大幅提高薪資特別扣除額，由12.8萬提高到18萬，盼藉由提高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民眾繼續採用定額扣除的誘因，且經朝野協商在野黨立委積極爭取後，三讀通過版本，薪資特別扣除額加碼調高至20萬元，大幅減輕薪資所得者及中低所得者稅負；今年6月擬提出第二波所得稅修法，薪資特別扣除額將增列「實額扣除」方式，採「雙軌制」，讓民眾自行選擇，解決所得稅法違憲疑慮。

事實上，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皆屬個人提供勞務所得，性質雷同、相近，執行業務所得者(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表演人及其以技藝自力營生者等)可減除相關成本，例如業務使用器材設備的折舊、材料成本、維修費、雇用人員薪資及旅費等，皆可減除，但薪資所得卻僅能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12萬8千元，不容許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超過法定扣除額的必要費用，不僅形成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的差別待遇，亦造成薪資所得者間的差別待遇。導致不公平的爭議時有耳聞，也違反稅法「量能課稅」原則。

不過這項釋憲出爐後，也勢必引起稅務單位認定、稽徵與查核等困擾，到底哪些費用才可以或應視為法定扣除額的必要費用，若必要費用認定過於嚴格，「實額扣除」將淪為形式，無助於解決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的差別待遇，也無法解決薪資所得者間的差別待遇；但若對工作相關費用可扣除不進行設限或過於浮濫，讓所有成本費用皆可列舉扣除，很可能成為一般高所得者避稅的一個新管道，為高所得者減稅，不僅導致稅基大幅流失，更形成另一種不公平。

因此，財政部採「實額扣除」認定項目應多考慮庶民的需求與權益，設置扣抵上限，符合多數中低所得者「共通性」、「實質負擔」或「直接且必要」的支出應與實質扣除，至於高所得者「重大性」或「鉅額」的扣除項目，則應採較嚴格的認定原則，除避免稅基大幅流失外，也可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至於部分產官學界所建議「定率扣除」選項，富人減稅的金額較庶民多，且適用的稅率級距也遠高於庶民，我們認為對中低所得者相對不利，不應為簡化稽徵困難而貿然採用，有關機關應有效貫徹租稅公平原則。

除增加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的「實額扣除」外，為因應少子化與老人化危機，第二波稅改也應針對學童、長照保險支出、長期照顧支出等特別扣除額進行探討。第一波稅改雖已有將幼兒扣除額也從2萬5000元提高至12萬元，但照顧範圍仍太狹隘，在第二波稅改中應考慮擴大適用年齡；至於長照特別扣除額，在台灣快速邁入老年社會的趨勢環境下，更該是第二波稅改的重頭戲，不容再被犧牲或擱置。

此外，在大法官釋憲745號內文中亦提到，現行稅制長期存有缺失，導致稅基流失，財富分配益趨不均。雖然今年1月18日已經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且經在野立委積極爭取下，讓稅改利益較公平合理，得以「全民共享」，但整體而言，仍是「一般民眾減稅的少，富人減稅的多」，最大獲利者仍是少數的富人。建議政府未來在推動改革應多思量，除應符合社會多數人的期待與社會需求外，更要多站在庶民的立場想想，多溝通，凝聚朝野共識，才能真正為提升台灣社會福祉添磚加瓦，共同打拼。

(本文發表於2018年3月6日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