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入2018年，基本工資上調至22K，公務員加薪3％，大家看似都有好日子，殊不知台灣已在低薪土石流的邊緣。觀察2017年幾件大事，從「遊覽車國道翻覆」、「一例一休」、「前瞻基礎建設」、「公教年金改革」到「中和出租套房火災9死2傷」，便能發現貫穿其間最重要的因素是－「低薪」。

要不是底薪低想多賺錢，遊覽車司機幹嘛感冒不休息；若非收入差，誰想住在一失火就逃不掉的套房裡。而且就是因為薪水少，所以政府說重修「一例一休」是為了方便勞工加班；推前瞻計畫是要創造賺錢的機會；年金改革可讓年輕人享有老年經濟安全。但當局可能忽略了「涷薪」，正是今日社會質變的最大因素。

從2003至2013年，社會新鮮人的平均起薪一直在24K上下移動，這段時間的生育率也進入歷史新低，不婚、不生、不立成了台灣的新「三不」曲。低薪讓年輕人不敢婚，不敢生，經濟無法獨立，只能「賴」在父母家。甚至驅使七十多萬的高學歷者赴海外工作，讓台灣人才資產變赤字。

當局期望藉著提高基本工資帶動加薪，但經檢視發現，在2007年前，基本工資曾凍漲十年，當時領基本工資的勞工約佔全體勞工的3％；自2007年7月迄2017年底，基本工資由17280元提高至21K，領基本工資的勞工增加至全體的五分之一，顯示政府作法宜改弦更張。即使以公務員加薪，敦促企業跟進，但見賴揆與工商大老會面，勸請加薪，被大老闆們回敬薪資應尊重市場機制，便能想像成效如何。

我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企業主要的商品市場都在海外。不像日本，因為有一億人口的內需市場，雇主幫員工加薪，可提振消費動能，自然願意配合政府做多。加上近幾年景氣變化大，既有網路泡沫，全球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外在不確定性高，控制人事成本相較於匯率或原物料容易許多，以致形成「涷薪」現象。

儘管我國勞動成本，因縮減工時、勞退新制，以及勞健保費率的提高，而有所增加，但由於勞動生產力持續成長，使得每小時勞動報酬成本僅9.5美元，不僅低於歐美國家，也低於新加坡及日韓，已到了不得不採行具體策略的時候。

「拼經濟」不應是口號，須有配套，吾人以為除了因應稅改，研提「加薪減稅」措施外，還須創造加薪氛圍與壓力，故建議推動產業級的社會對話。因為我國企業以中小規模為主，組織工會不易，無法形成集體的力量與雇主協商，因此需要政府搭建平台，讓個別產業的勞雇代表對話。同時透過公開的訊息，讓雙方縮短認知差距，以便產生調薪共識。就算景氣差有困難，還是能有妥協方案，在勞工共體時艱後給予補償，而非要求勞工把吃苦當吃補，自我封存等老闆回心轉意。

（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7年1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