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家庭所得5等分位差距倍數調查結果，最高所得20%家庭與最低所得20%家庭之差距倍數，2009年因全球金融海嘯達到8.22倍的高峰(未加計「政府移轉收入」與「政府移轉支出」)，若加計則為6.34倍，隨後在政府改善所得分配策略與景氣回升的影響下，2010年起逐年下降，惟近2年又開始微幅上升，2016年攀升回7.28倍(未加計「政府移轉收入」與「政府移轉支出」)，加計則為6.08倍；勞動所得差距倍數，更是由1994年的7.11倍，2000年9.52倍，2009年擴大為14.54，2016年再擴大至16.49倍。
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的統計顯示，去(2016)年全年GDP17.1兆元，其中我國受僱人員所獲得的報酬是7.5兆元，占GDP比率43.81％，接近歷年最低，而分配至營業盈餘約6兆元，占GDP比率約35％，仍處10多年的高點，這些統計數據皆顯示我國所得分配不均仍未見改善。
隨著全球化及知識經濟發展，台灣產業面臨生產線外移或結構轉型，新科技創新與應用，都使基層勞動力需求下滑，並在經濟學供需的交互影響下，基層勞工薪資出現停滯或成長趨緩現象，勞工報酬占比逐年降低，資本家則獲得更多、更大的經濟成長果實，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
分配這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美國、歐洲等主要要國家也都面臨此困境，反全球化浪潮日益升高，此次美國大選川普就是以「美國優先」為口號，要求美商返國投資，解決就業及薪資問題，進而贏得選戰。
但我國是以外貿為主的小型開放經濟體，不可能有能力抗衡全球化的風潮，要解決台灣低薪困境，最根本的方法唯有打造台灣具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吸引內資及提高外人直接投資（FDI），為經濟注入活水，才能避免所得差距進一步擴大。
新加坡為何每年都能吸引外資高達數百億美元，甚至千億美元的FDI，關鍵就在於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為外商量身訂做的客製化服務，提供土地、企業總部、研發中心、高階人才與租稅優惠，並大幅放寬法規限制等，而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韓國近幾年也因政府致力於改善外國人於韓國之投資環境，積極推動吸引外人投資，FDI屢創歷史新高，人均國民所得即將挑戰三萬美元，遠遠將台灣拋開，台灣還能無感嗎？
但環顧國發會公布「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107-109年）策略架構及重點工作，卻將主要重心放在增加基本工資及訂定最低工資法、租稅改革等方向，這是非常荒謬的作法。
台灣勞工薪資偏低、勞動所得占比持續下降，這是長期的結構問題，如果一直將重點著墨在增加基本工資或修法加薪上，必然會對勞工就業與國家經濟成長產生負面衝擊。全世界沒有聽說有國家可以只靠增加基本工資，就讓經濟恢復成長動能。
至於稅制改革若方向正確當然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問題，然蔡政府此次稅改方目的美其名為創造稅制公平，改善社會貧富差距，以及促進投資，但整個稅改方案卻是取消富人稅、股利所得採定額免稅合併計算或單一稅率分開計稅二擇一等，股利所得是富人主要收入來源，不論是甲案的定額免稅合併計算或乙案單一稅率分開計稅都是圖利富人，大幅降低富人綜合所得稅率與股利所得稅率，冠上全民減稅的稅改大旗，最大獲利者卻只是少數的富人，中低所得者未能得利，甚至受害。
面對產業競合全球化、新興國家崛起與新科技的大趨勢下，如何引導各界「投資台灣」，最重要的就是逐項解決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解決各產業工商會常提到的「五缺」困境，讓水、電能穩定供應，並滿足產業發展的土地需求、培育、延攬及留住好人才等，配合行政效率、投資審議透明度、法規鬆綁與獎勵創新等措施，自然能吸引內外資投資回流，改善所得分配也不再只是一句空話。
知道問題癥結點，我們期待政府能盡早對症下藥，重建良好的招商環境，否則即使2016年，全台超額儲蓄高達2.43兆元，但大家卻寧願讓資金閒置，也不願投資台灣，無助於扭轉近年台灣低薪、低經濟成長的困境，台灣的競爭力恐日漸流失。
(本文發表於2017年12月9日中央網路報)
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的統計顯示，去(2016)年全年GDP17.1兆元，其中我國受僱人員所獲得的報酬是7.5兆元，占GDP比率43.81％，接近歷年最低，而分配至營業盈餘約6兆元，占GDP比率約35％，仍處10多年的高點，這些統計數據皆顯示我國所得分配不均仍未見改善。
隨著全球化及知識經濟發展，台灣產業面臨生產線外移或結構轉型，新科技創新與應用，都使基層勞動力需求下滑，並在經濟學供需的交互影響下，基層勞工薪資出現停滯或成長趨緩現象，勞工報酬占比逐年降低，資本家則獲得更多、更大的經濟成長果實，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
分配這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美國、歐洲等主要要國家也都面臨此困境，反全球化浪潮日益升高，此次美國大選川普就是以「美國優先」為口號，要求美商返國投資，解決就業及薪資問題，進而贏得選戰。
但我國是以外貿為主的小型開放經濟體，不可能有能力抗衡全球化的風潮，要解決台灣低薪困境，最根本的方法唯有打造台灣具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吸引內資及提高外人直接投資（FDI），為經濟注入活水，才能避免所得差距進一步擴大。
新加坡為何每年都能吸引外資高達數百億美元，甚至千億美元的FDI，關鍵就在於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為外商量身訂做的客製化服務，提供土地、企業總部、研發中心、高階人才與租稅優惠，並大幅放寬法規限制等，而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韓國近幾年也因政府致力於改善外國人於韓國之投資環境，積極推動吸引外人投資，FDI屢創歷史新高，人均國民所得即將挑戰三萬美元，遠遠將台灣拋開，台灣還能無感嗎？
但環顧國發會公布「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107-109年）策略架構及重點工作，卻將主要重心放在增加基本工資及訂定最低工資法、租稅改革等方向，這是非常荒謬的作法。
台灣勞工薪資偏低、勞動所得占比持續下降，這是長期的結構問題，如果一直將重點著墨在增加基本工資或修法加薪上，必然會對勞工就業與國家經濟成長產生負面衝擊。全世界沒有聽說有國家可以只靠增加基本工資，就讓經濟恢復成長動能。
至於稅制改革若方向正確當然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問題，然蔡政府此次稅改方目的美其名為創造稅制公平，改善社會貧富差距，以及促進投資，但整個稅改方案卻是取消富人稅、股利所得採定額免稅合併計算或單一稅率分開計稅二擇一等，股利所得是富人主要收入來源，不論是甲案的定額免稅合併計算或乙案單一稅率分開計稅都是圖利富人，大幅降低富人綜合所得稅率與股利所得稅率，冠上全民減稅的稅改大旗，最大獲利者卻只是少數的富人，中低所得者未能得利，甚至受害。
面對產業競合全球化、新興國家崛起與新科技的大趨勢下，如何引導各界「投資台灣」，最重要的就是逐項解決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解決各產業工商會常提到的「五缺」困境，讓水、電能穩定供應，並滿足產業發展的土地需求、培育、延攬及留住好人才等，配合行政效率、投資審議透明度、法規鬆綁與獎勵創新等措施，自然能吸引內外資投資回流，改善所得分配也不再只是一句空話。
知道問題癥結點，我們期待政府能盡早對症下藥，重建良好的招商環境，否則即使2016年，全台超額儲蓄高達2.43兆元，但大家卻寧願讓資金閒置，也不願投資台灣，無助於扭轉近年台灣低薪、低經濟成長的困境，台灣的競爭力恐日漸流失。
(本文發表於2017年12月9日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