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富案峰迴路轉，這把火不斷延燒，從前朝又反燒到當今執政者，不僅跨越兩任政府，藍綠勢力均牽扯其中，一般人對真相摸不著頭緒。當權者不僅交代不清，好像也只想潑糞把大家一起弄臭，試圖遮掩卸責，移轉焦點的用意不言可喻。
行政調查與司法調查陷入信任危機
案發之後，賴揆雖然保證會徹查到底，但是案情上升到總統府，行政院的內部調查如何查得下去？在調查未完成前，賴揆更公開表示該案發生在2014年，誰執政很清楚。結論既然都已經下了，行政院內的調查雖未出爐，但結果幾乎已能預知。而總統府的內部徹查也是再三反覆，光慶富父子是否進出總統府一事，就可以連換數個版本，難以自圓其說後，還要牽拖前朝下水，大打烏賊戰。顯然行政調查的公信力，已受到高度質疑，不管調查結果如何，只怕無法化解民眾疑慮。
更嚴重的是，必須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調查也出現問題。我們的高雄地檢署，竟然向變成總統府的另一個發言人，隨總統府發言起舞。慶富少東入府喬錢錄音曝光後，總統府第一間表示陳氏父子並未出入總統府，雄檢立刻呼應，指陳偉志是誇大其辭，但府方改口後，雄檢也立馬轉向。隨當權者辯詞兒不斷搖擺，這是檢察官辦案所應該秉持的偵查不公開原則嗎？應該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官，可以這樣與涉弊而應受調查的機關公然唱和？
行政機關自己調查自己的弊案，能有多大的公信力，台灣民眾心裡自然有數，避重就輕，官官相護的場景，民眾也不會太意外與陌生。至於司法調查，雖然嚴謹許多，但也無法完全杜絕人事升遷、長官壓力等影響。就算承辦檢察官能力抗權貴，但是訴訟審判曠日廢時，遲來的正義，在政治問責上幾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回顧扁政府時代，檢察體系內尚有專打高官大案的特偵組，有相對堅強充裕的人事與預算，可以更為獨立之姿，擺脫政治干擾，但曾經有打扁實績的特偵組在當今執政黨強力主導下於年初裁撤，一般地檢署能否打擊權貴，已備受質疑。如今又出現前述南北串聯的荒誕戲碼，沒有特偵組的檢察體系，恐怕也難以讓人信任。
國會調查責無旁貸
由於民進黨政府心底排斥五權政府，將此案仰賴監察院處理的可能性不高。然而，當行政與司法調查同時陷入信任危機時，國會的監督角色應該更為重要。
針對慶富案，立法院財政與外交國防兩委員會已經組成調閱小組，並利用質詢請部長提出專案報告。過去立法院不是沒有成立過調閱委員會，但是僅是調閱文件，能查明多少真相，對涉弊的行政機關又能產生多大的嚇阻與監督效果，顯然沒有太具體的成效。2004年大法官針對三一九槍擊案真調會條例所做的釋字585號解釋，清楚確立了立法院擁有調查權；既然大法官都能跳脫過去解釋框限，讓立法院有權配置這強而有力的制衡武器時，立法院自己卻棄而不用，直到今天都未完成相關立法，如同自廢武功，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過去曾對國會調查權頗為積極的民進黨，在慶富案的調查上，表現一如過去面對319槍擊案般的消極。甚至在調閱小組組成時還表示異議而必須動用表決。319事件讓立法院因禍得福取得了調查權，但是民進黨對真調會的不斷阻饒與後來扁家連串弊案的爆發，讓立法院一次又一次錯失建立國會調查權的機會。如今，慶富案的爆發，又再給了立法院一次新的契機。
立法院要再一次錯失建立國會調查權的契機？
立法院職司預算編列與執行的審議，又有權對行政院長提出倒閣權，更掌握正、副總統彈劾、罷免的提案發動權，讓立法院享有強而有力的調查權，以助其蒐集必要的資訊，作為職權行使的依據，正當性毫無疑問，也是民主國家一般國會的正常現象。高舉國會自主、國會改革，而今天已經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實在沒有繼續反對與拖延國會調查權的正當理由。若慶富案能促成立法院調查權的法制化，讓立法院的功能更為健全，未嘗不是另一次的因禍得福！
行政調查與司法調查陷入信任危機
案發之後，賴揆雖然保證會徹查到底，但是案情上升到總統府，行政院的內部調查如何查得下去？在調查未完成前，賴揆更公開表示該案發生在2014年，誰執政很清楚。結論既然都已經下了，行政院內的調查雖未出爐，但結果幾乎已能預知。而總統府的內部徹查也是再三反覆，光慶富父子是否進出總統府一事，就可以連換數個版本，難以自圓其說後，還要牽拖前朝下水，大打烏賊戰。顯然行政調查的公信力，已受到高度質疑，不管調查結果如何，只怕無法化解民眾疑慮。
更嚴重的是，必須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調查也出現問題。我們的高雄地檢署，竟然向變成總統府的另一個發言人，隨總統府發言起舞。慶富少東入府喬錢錄音曝光後，總統府第一間表示陳氏父子並未出入總統府，雄檢立刻呼應，指陳偉志是誇大其辭，但府方改口後，雄檢也立馬轉向。隨當權者辯詞兒不斷搖擺，這是檢察官辦案所應該秉持的偵查不公開原則嗎？應該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官，可以這樣與涉弊而應受調查的機關公然唱和？
行政機關自己調查自己的弊案，能有多大的公信力，台灣民眾心裡自然有數，避重就輕，官官相護的場景，民眾也不會太意外與陌生。至於司法調查，雖然嚴謹許多，但也無法完全杜絕人事升遷、長官壓力等影響。就算承辦檢察官能力抗權貴，但是訴訟審判曠日廢時，遲來的正義，在政治問責上幾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回顧扁政府時代，檢察體系內尚有專打高官大案的特偵組，有相對堅強充裕的人事與預算，可以更為獨立之姿，擺脫政治干擾，但曾經有打扁實績的特偵組在當今執政黨強力主導下於年初裁撤，一般地檢署能否打擊權貴，已備受質疑。如今又出現前述南北串聯的荒誕戲碼，沒有特偵組的檢察體系，恐怕也難以讓人信任。
國會調查責無旁貸
由於民進黨政府心底排斥五權政府，將此案仰賴監察院處理的可能性不高。然而，當行政與司法調查同時陷入信任危機時，國會的監督角色應該更為重要。
針對慶富案，立法院財政與外交國防兩委員會已經組成調閱小組，並利用質詢請部長提出專案報告。過去立法院不是沒有成立過調閱委員會，但是僅是調閱文件，能查明多少真相，對涉弊的行政機關又能產生多大的嚇阻與監督效果，顯然沒有太具體的成效。2004年大法官針對三一九槍擊案真調會條例所做的釋字585號解釋，清楚確立了立法院擁有調查權；既然大法官都能跳脫過去解釋框限，讓立法院有權配置這強而有力的制衡武器時，立法院自己卻棄而不用，直到今天都未完成相關立法，如同自廢武功，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過去曾對國會調查權頗為積極的民進黨，在慶富案的調查上，表現一如過去面對319槍擊案般的消極。甚至在調閱小組組成時還表示異議而必須動用表決。319事件讓立法院因禍得福取得了調查權，但是民進黨對真調會的不斷阻饒與後來扁家連串弊案的爆發，讓立法院一次又一次錯失建立國會調查權的機會。如今，慶富案的爆發，又再給了立法院一次新的契機。
立法院要再一次錯失建立國會調查權的契機？
立法院職司預算編列與執行的審議，又有權對行政院長提出倒閣權，更掌握正、副總統彈劾、罷免的提案發動權，讓立法院享有強而有力的調查權，以助其蒐集必要的資訊，作為職權行使的依據，正當性毫無疑問，也是民主國家一般國會的正常現象。高舉國會自主、國會改革，而今天已經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實在沒有繼續反對與拖延國會調查權的正當理由。若慶富案能促成立法院調查權的法制化，讓立法院的功能更為健全，未嘗不是另一次的因禍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