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報導，財政部擬將財政改革委員會設在財政部下，主要的理由是為避免與現行已有的「稅制委員會」功能重疊，這個構想與經發會建議設在行政院下的意見並不相符。此外，並界定其為臨時性與諮詢性的單位，由財政部長兼任召集人，其下分財政與稅制二小組，除相關部會首長外，將邀請八到十位學者專家與三大工商團體代表組成。其實，類似的組織在政府從事相關財經制度改革時，曾經出現過多次；舉其大者，例如民國五十八年的「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民國七十四年的「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以及民國七十六年的「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等，其間在民國八十四年還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問題，成立了「國家財政專案小組」。
上述每一個委員會的設置皆有其時代性與階段性的特殊意義，功過成敗也許不盡相同，但對我國財經政策與制度的基本規劃方向與精神，著實產生了明顯而關鍵性的影響。惟民國六、七十年代，我國政府財政穩健保守，每年皆有盈餘，政府無須為舉債與赤字的彌平傷腦筋。如今時移勢轉，政府面對的是稅基嚴重流失與支出結構僵化所造成的財政失衡壓力，快速累積的債務負擔，已至財務危機的崩解邊緣。是故這次財政改革委員會的成立目的與宗旨，與前數次的經驗乃截然不同，它不但肩負著純制度性的更迭與革新，更承擔了消除赤字與恢復財政平衡的責任。論其組成與運作，自然不可以違背此一最重要的任務與使命。
其一，由於財政問題涉及收支二面，分屬財政部與主計處負責，財政改革委員會設在財政部下，在協調上或分工上勢必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或無效率，故允宜由行政院出面籌組較為適當，這亦是經發會當時建議的原意。此外，許多人事精簡事宜牽涉到人事行政局的業務，產業賦稅政策又常須與經濟部或經建會溝通，而類如軍教薪資課稅問題則必須顧及國防部與教育部的立場與看法，凡此在在皆顯示由行政院出面籌組與負責，要比在財政部下的運作更為恰當且能發揮功效。財政部現有體制下的「稅制委員會」乃是民國五十八年第一次賦稅改革委員會結束後，縮編成立的單位。財政改革委員會下容或有部分有關稅制改革的工作與其似有重疊，但為配合臨時性的需求，大可將其納入新成立的財政委員會下運作，並提供必要的幕僚研究支援，切不應以此為由而降低財政改革委員會的位階，而致造成委員會實際功能的妨礙與傷害。
其二，財政改革委員會的設立固然是因為特殊而臨時性的理由，但審諸經發會的建議原委，更重要的乃是企盼借重該委員會的「專業」功能。財政部對外的說明，僅及於臨時性與諮詢性的定位，獨漏對專業性的強調，實甚為不妥。從這次經發會的組成與運作，充分顯露出利益競逐的現象，遠勝於理性專業的考量，甚至政商或政黨利害關係的結合，更凌駕於國家整體福祉之上，致使經發會的專業結論無幾，亦無甚新意與突破，倒是政治性的號召效果與政商關係重整的斧鑿痕跡，歷歷在目，讓人印象深刻。
或曰經發會的成立不但是為了救急的經濟目的，更隱含了深層的朝野和諧之政治意義於其中，是故某些「顧全大局」的扭曲作法乃不得已者。如今，財政改革委員會的設置乃為謀國家財政長久健全發展之計，當應不能再以同樣的理由，將經發會的框架加諸財政改革委員會之上。所有財政改革委員會的成員，皆須具備專業的能力與背景，除了相關政府單位首長外，不得有利益團體的代表參與其內。利益團體的意見可藉由公聽會或座談會等方式表達，政策的改革與規劃，只能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惟一的考量標準，而此亦只有依賴委員會專業無私的判斷，庶幾才有可能達成。
聽聞工商團體組成的「聯誼會」，近日又在積極的運作推薦參與財政改革委員會的代表，可見其謀略與力量的縝密與可怕。政府在經發會已經縱容過工商團體的利益需索，即將成立的財政改革委員會，相信有智慧的政府絕對不會重蹈覆轍，再犯同樣的錯誤。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評論刊登於90.9.9工商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