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過去兩岸關係緊張，甚至是武力相向，對於有可能引起煽動效果或資料外洩的新聞媒體，政府一向管制甚嚴，唯恐重要的國家機密情報外流，或一般民眾受到不同意識型態新聞發布的負面影響。因此，短暫採訪申請有之﹔單一新聞事件專案放行有之，但絕沒有短期或長期的駐點採訪。此次開放大陸記者來台，可算是陸委會在兩岸的學術、教育及文化交流獲致許多具體成果後，進入一個新的嘗試階段。
行政院新聞局針對此一形勢，於去年11月9日公佈「大陸地區新聞人員進入臺灣地區採訪注意事項」，作為管理辦法。至於陸委會的相關配套措施，則是對公家機關提出機密保防的呼籲。由12月3日中國時報的報導，主管單位提出呼籲，除公開記者會及核准專訪外，禁絕公務員私下接受記者詢問談話。針對可能出現發言不當或是公文外洩，陸委會要求各單位新聞人員負起大陸記者的行蹤掌控，不得讓其進入辦公區。同日的報導中亦可發現，國安部門在規定研擬的過程中，堅持要在人數配額，定時定點管制上加以約束。
政府部門的相關規劃中，列出明確的法律規範，具體說明哪些部分該報備、或提出申請，例如，需於來台前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以及入境後十五日內，向居住地警察分駐所辦理登記手續等。但也保留不少的「彈性」空間，比如說：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不得違反法令規定或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由規定中來看，除在明文規定部分較為嚴苛外，彈性規定的部分，主管單位似乎也可做解釋上的延伸，藉由條文的模糊化，構成一種無形的約束力量，借約束而管制。
辦法一出，台灣新聞從業人員即有不同的看法，聯合報總編輯項國寧在去年11月26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台灣對於大陸記者的採訪規範，較大陸落後數年。而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周天瑞則更進一步提出，在申請程序與來訪時間上，應全面開放，減少大陸來台記者的限制。
在大陸方面對於台灣規定的反映上，根據12月1日的中國時報報導，中共國台辦主任張銘清在辦法出爐後，即表示辦法條文過於嚴格。而一般大陸的新聞工作者則認為，來台採訪必須在一個月前提出計劃，不能隨意離開計劃採訪區，不得變更採訪計劃，不得違背善良風俗，以及抵達後必須向管區警方登記等部分，在新聞實務上會造成不便。
由此可知，行政院新聞局的辦法，除了幾個相關主管機關以業務需要與國家安全作考量，認為應從嚴管理外，其他的政府部門似乎有些也不知所從，至於台灣與大陸的新聞界，則多不以為然，至於中共官方，更表示不能理解。
而對於大陸記者的相關規定與限制，在台灣的新聞媒體工作者身上，或外國（非大陸地區）派駐在台記者（外國新聞記者申請駐華要點）的規定上都難看到。辦法的制定，似乎有些針對性。
此一議題，從新聞學的原理上來看，主管機關現行做法與學理上有不相符的地方。在傳統由英、美新聞傳播學所主張的新聞自由理念中，採訪自由、接近新聞與消息來源的自由，一向是整個大眾傳播原理的核心思想，台灣的新聞傳播發展在解除報禁之後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相對的，奉行共產主義報業理論的中國大陸，一直視新聞傳播事業為國家機器、傳聲筒，或宣傳工具，對於新聞採訪的管制嚴格自是不曾鬆懈，行諸於法令條文也屢見不鮮，兩者的差異原本有如天地。但是，若採用自由主義的台灣，在管理辦法上與共產主義報業思想的中國大陸看齊，或甚至更為嚴格，讓大陸的新聞官員與業者都大呼吃不消，豈不怪哉！
事實上，近年來大陸來台人士（不論合法或非法）的數目，已無法從官方數字統計中反映真實情況，這些人散居在社會各個角落，若真有心蒐集情報，也不難達成其目的。此外，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部分可供分析的非機密性文件（如商業情報等）也都可由網際網路中獲取，資料搜尋者何須親自到台灣來？再從科學論證的角度來看，一串短短的數據，或一個數字，若真牽涉到機密，也不是「量」的評測所能概括。再者，這些機密流通的管道，包括電話，網際網路，傳真等等，甚至是面對面的口耳相傳，若單單以管制大陸來台的記者來達到功效，似乎把問題過度簡化。
此外，國家的資訊保護工作應落實到日常生活中，且推及全民，不僅限於政府部門﹔也就是說平日就應做好重要資料的保密，即使面對國內記者亦然。例如進入司法程序的事件，經辦人員一律不得外洩偵辦的內容。事實上，在商場上工作的人多半知道，即使無關國家機密，企業界仍有許多的商業機密需要管制，是職場工作者所必須恪遵的基本規範。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我方能善意處理大陸記者來台駐點的情況，對於要求大陸給予相同的採訪便利，也較有說服力與正當性。
我們衷心地相信，從研議開放大陸新聞傳播工作者來台駐點採訪，到大陸的兩位記者范麗青和陳斌華來台，在兩岸的新聞交流上，已邁開一大步﹔初期規定辦法的嚴格，僅僅是測試階段，源於雙方互信的不足，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交流的增加與友誼的增長，相關規定應回到常態。畢竟，維護國家安全應由自身做起，及早養成全體國民保防與保密的共識，才是最根本的做法。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