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項關於大學生畢業後的動向調查，顯示：大學生預期畢業後直接工作的比率雖然有四成五，繼續進修也有三成四，但是，真正畢業後一年的實際狀況卻是僅有四成一的就業率、二成六的升學率以及百分之八點五一仍然還是處於待業狀態，甚至於有兩成五的畢業生自認是學非所用，這多少點明出來之於大學生就業與出路議題的人文思索，理當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持平來看，上述大規模的調查結果，並不會教人感到份外的訝異或驚恐，畢竟，隨著高等教育市場的盲目擴張以及羸弱的經濟競爭環境，對於當前大學畢業生之「高學歷─低薪資報酬─高離職率─高失業率」的人身遭遇，早已是見怪不怪的客觀事實，只不過，針對該項每況愈下的發展態勢，不應該只剩下道德性的情緒宣洩，而是有它更為基本的論述思考，比如說：真的可以將大專畢業視同為高學歷？而當前大學教育養成究竟培育出來的是專才還是通才？求學與就業之間最後一哩的銜接機制是否成熟穩定？至於，更深層的思索提問乃是直指學生個人從自我探索到職涯規劃是否建制完成並成為受教學習的一部份？而所謂系所設置的需求評估、學生實際受教學習的過程評估以及畢業出路就業情形的績效評比，有否做整體性的串聯思考？最後，所謂大專院校的退場制度又是否已然啟動運作？就此而言，上述的調查結果理當是各個複雜因素彼此交錯糾結之後的發展後果，而不能過於歸咎在學生的個體層次上。
回首過去低錄取率的求學階段，考上大學的真義倒不盡然在於日後的平步青雲，而是隱含著更為大器的胸襟、視野與生命格局，即便是出現未盡人意的考試成績或升學機會，但是，考不上或者只能屈就於夜間部，但是，『認命』的現實體驗早已成為心靈結構的一部份，這多少說明了過去台灣社會所開創的經濟奇蹟，相當程度上正是建築在厚實的人文、道德基礎上，藉此讓勞心與勞力之粗暴式的二分，不致於出現惡質性的脫序發展。
然而，時空環境的轉變，過去拒絕聯考的小子已經變身成為迎接「多元化入學管道」的辛苦父母，然而，持續不變的還是升學壓力與文憑主義的文化氛圍，這使得上述大學畢業生及其低就業率的突兀現象，理當是要還原回到對於父母雙親身上的根本提問，比如：為人父母者如何看待家中唸大學的天子驕子，特別是知否當前已破九成的大專錄取率？而所謂社會性保護對於這一群馬上要接棒的年輕人，又會產生那些屬於這一個世代所特有的次文化，特別是回應於誘因不足、挑戰不強以及願景不大的升學現象？最後，當「教育」不再是階級翻身與社會流動的重要憑藉時，那麼，我們又曾對於這群年輕人培養什麼樣的危機意識和應變能力？準此種種彰顯出來的將會是：4年的大學生活，付出的卻是未來40年虛度歲月的無限感概！？
總之，對於上述調查結果的反省課題不全然是對於這些畢業不久的社會新鮮人各自出路狀況的指責，而是在未來的五年、十年甚至於二十年過後，再度回首過去高等學府的教育養成階段，在其個人的價值觀念、認知態度、行為模式以及處事原則，帶來那些不同的蛻變與轉化，就此而言，擺盪在學以致用以及學非所用之間的還是一種文憑主義的迷思與弔詭！？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