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租屋糾紛所引發的女大學生自殺事件，雖然事件已暫時告一個段落，但是，同樣租屋糾紛的劇碼與景況還是會一再地重複上演，亦即，一位女大學生拿自己生命對賭的自殺事件，我們整個社會又從中學習到那些警惕與自省！？

在過去外地就讀的學生年代裡，或是年少不拘，也可能是為了同儕關係，自個在校外租屋的情形比比皆是，就此而言，檢視學生的住宿現象就不全然在於供需之間的對應關係或分配問題，而是如何將從覓殼、租屋、簽約到搬家，視為是某種獨立能力培養的機會教育，以此觀之，女大學生的自殺悲劇，同時具足成為一項兼備肇因與後果的多重性意義，也就是說，一方面在缺乏相關的支援網絡底下，逕自讓仗義執言的年少狂妄，勢必要為這一股的義憤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再者，當悲劇已然發生的同時，包括亡羊補牢在內的處理做法，還是無法讓整件爭端風波得以產生轉化的積極作用。

事實上，整起悲劇的發生，除了當事者個人憤怒管理、情緒轉換等等內在層次的認知能力外，主要的癥結所在還是在於爭端糾紛之際，各自人身權益的捍衛，除了訴諸於司法裁判外，並沒有相對有效的支援網絡，特別是擺置在當事兩造並不吻合比例原則的對峙能力底下，可能的敗訴以及後續的求償負擔，更是讓既有的怨懟更加顯得憤憤不平。準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乃是：法律觀念如何作為一種內化的公民教育，而該種法律社會關係的建制化工作要如何有效推動，這的確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人文工程；連帶地，扣緊人身糾紛的真實情境，那麼，現行包括輔導、管理、服務以及保護等等的機制設計，的確是有它劍及履及的改進空間。

誠然，往生者是永遠為大，但是，死者家屬所必須要承載的悲情遭遇，卻讓外人的我們多了一份的不捨，只是，當女大學生採取個人生命對賭的下場，卻還是無助益於公理正義的伸張時，身為年輕狂妄的新生世代，理當是要多一份的自覺與反省，特別是記著：對的事情所對應的不儘然是適當的方法，而最終卻有可能出現多方皆輸的共業結局。

或許，能夠渡過這一段的不堪與挫折，帶來的是迎接未來挑戰逆境的勇氣能力與社會貢獻，就此而言，莘莘學子是要為自己的人生藍圖多一些的沈澱與反省！？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