邇來，亞投行事件引發的國際熱議，以及IMF五年一度調整SDR計價貨幣籃的舉動，讓人民幣國際化議題再度甚囂塵上。自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揭露人民幣國際化野心以來，伴隨一連串人民幣國際化措施實施，人民幣已逐漸在經貿與金融方面，成為國際普遍使用與交易的媒介。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統計，在亞太地區與中國大陸（含香港）所進行的跨境支付中，有31%是以人民幣交易，相較於2012年初僅有7%，短短三年間成長超過4倍，而在支付規模方面也成長高達3倍。換言之，人民幣現已超越日圓、港元、美元及澳元，成為亞太地區與中港跨境支付中，最常使用的貨幣，大部分亞太地區國家更是從低度使用人民幣轉化為中度使用，未來可能進一步成為高度使用者。
面對人民幣崛起，除長期主導國際貨幣地位的美國外，大部分國家著眼於人民幣龐大商機，大多樂觀其成並表達合作意願，比如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定、建立人民幣清算與結算安排、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等，而此也成為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助力。迄2014年底止，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金額已高達6.6兆元人民幣，占整體外貿比重25%，覆蓋的國家與地區超過170個；同時，與15個國家及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與結算安排，並與將近30個國家及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超過3兆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定。
不過，在中國政府積極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並在國際間取得豐碩成果之際，內部也逐漸產生一些異樣聲音。例如人民幣在國際化政策下，確立長期升值趨勢，此對為數眾多的出口廠商形成強大成本壓力，進而影響投資決策。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加工出口業者，原是政策獎勵及鼓勵對象，但現在卻不堪相關成本快速上揚，紛紛歇業關廠甚至出走海外至東南亞國家。1990年代台灣產業空洞化現象，似乎正逐漸在大陸沿海地區重新上演。
此外，為順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納入SDR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政府勢必得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包括利率及匯率市場化、資本帳管制鬆綁等。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引發一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反彈，認為此會大幅損及他們利益。以利率市場化為例，雖然人民銀行已經表態將取消銀行存款利率上限，讓市場自由決定利率，但這類大型銀行為維持市場壟斷力，對此一政策一直抱持抵抗心態，甚至有傳聞指出，一旦政策通過，將聯手干預市場，共同議定存款利率。
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即開始研議的存款保險機制，拖了將近20個年頭才上路（2015年5月1日正式實施），很多人都將矛頭指向大型商業銀行，認為是這些銀行從中作梗、不配合所致。因為對他們來說，由於存款幾乎具有國家剛性兌換保障特性，存款保險制度根本上是可有可無。反而在存款保險制度下，由於保費計算是依據各存款機構的存款比例而定，因此這些大型銀行在存款相對較多的情況下，相對應地要繳納更多的保險費用，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劣幣驅逐良幣，自然不願配合政策實施。
除了內部雜音外，外部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雖抱持樂觀態度，但也不否認中國政府針對人民幣國際化所採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及跨境投資、人民幣債券國際化、貨幣互換協定、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是如同二戰後美國馬歇爾計畫尋求國際主導地位的一種全球戰略，更是一種透過策略性外援以建立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經濟戰略。這種帶點經濟殖民意味的外援戰略，短期因有甜頭可嚐，受援助國自然樂於接受，但長期隨著國家利益逐漸流失，反中情緒也將大幅累積。
有鑑於人民幣國際化已是一項不可逆的政策，更是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工具，因此如何有效推動、同時削減內外部雜音，是中國政府必須認真思考的方向。做法上，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帶給出口廠商的成本壓力，持續鼓勵並輔導產業升級轉型，是必須的，而這也是未來十三五規劃的重點。騰籠換鳥，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下，絕對是彼此相輔相成的。
此外，面對金融業者的反彈，營造一個金融商品選項更加豐富、資本進出更加容易的經營環境，將可有效紓緩業者不滿的情緒。因為大型銀行特別在意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主要原因在於銀行長年結構性問題，即獲利來源大多依附傳統存貸業務，一旦存款利率上限取消，自然壓縮其獲利空間，競爭加劇下，亦不利其維持既有壟斷力。若能加速開放資本帳管制、允許更多衍生性金融商品買賣，金融業者才有機會脫離依賴傳統存貸業務獲利的思維，相對地，也不需計較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對其獲利及壟斷力的衝擊。換句話說，加快鬆綁資本帳管制腳步，除有利爭取人民幣納入SDR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也有利削減內部雜音。
最後，中國文化相較於西方文化而言，最為可貴的就是王道而非霸道文化。中國政府在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之際，四處攻城掠地、進行策略性外援在所難免，但應謹記老祖宗的教誨，徹底落實王道文化，善盡援助國的國際與社會責任，同時兼顧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平衡。如此一來，才能有效消弭反中情緒，創造新一輪的中國價值，最終遂行人民幣國際化目標。
(本文轉載於2015年6月24日旺報論壇)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統計，在亞太地區與中國大陸（含香港）所進行的跨境支付中，有31%是以人民幣交易，相較於2012年初僅有7%，短短三年間成長超過4倍，而在支付規模方面也成長高達3倍。換言之，人民幣現已超越日圓、港元、美元及澳元，成為亞太地區與中港跨境支付中，最常使用的貨幣，大部分亞太地區國家更是從低度使用人民幣轉化為中度使用，未來可能進一步成為高度使用者。
面對人民幣崛起，除長期主導國際貨幣地位的美國外，大部分國家著眼於人民幣龐大商機，大多樂觀其成並表達合作意願，比如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定、建立人民幣清算與結算安排、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等，而此也成為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助力。迄2014年底止，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金額已高達6.6兆元人民幣，占整體外貿比重25%，覆蓋的國家與地區超過170個；同時，與15個國家及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與結算安排，並與將近30個國家及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超過3兆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定。
不過，在中國政府積極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並在國際間取得豐碩成果之際，內部也逐漸產生一些異樣聲音。例如人民幣在國際化政策下，確立長期升值趨勢，此對為數眾多的出口廠商形成強大成本壓力，進而影響投資決策。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加工出口業者，原是政策獎勵及鼓勵對象，但現在卻不堪相關成本快速上揚，紛紛歇業關廠甚至出走海外至東南亞國家。1990年代台灣產業空洞化現象，似乎正逐漸在大陸沿海地區重新上演。
此外，為順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納入SDR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政府勢必得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包括利率及匯率市場化、資本帳管制鬆綁等。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引發一些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反彈，認為此會大幅損及他們利益。以利率市場化為例，雖然人民銀行已經表態將取消銀行存款利率上限，讓市場自由決定利率，但這類大型銀行為維持市場壟斷力，對此一政策一直抱持抵抗心態，甚至有傳聞指出，一旦政策通過，將聯手干預市場，共同議定存款利率。
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即開始研議的存款保險機制，拖了將近20個年頭才上路（2015年5月1日正式實施），很多人都將矛頭指向大型商業銀行，認為是這些銀行從中作梗、不配合所致。因為對他們來說，由於存款幾乎具有國家剛性兌換保障特性，存款保險制度根本上是可有可無。反而在存款保險制度下，由於保費計算是依據各存款機構的存款比例而定，因此這些大型銀行在存款相對較多的情況下，相對應地要繳納更多的保險費用，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劣幣驅逐良幣，自然不願配合政策實施。
除了內部雜音外，外部對於人民幣國際化雖抱持樂觀態度，但也不否認中國政府針對人民幣國際化所採行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及跨境投資、人民幣債券國際化、貨幣互換協定、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是如同二戰後美國馬歇爾計畫尋求國際主導地位的一種全球戰略，更是一種透過策略性外援以建立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經濟戰略。這種帶點經濟殖民意味的外援戰略，短期因有甜頭可嚐，受援助國自然樂於接受，但長期隨著國家利益逐漸流失，反中情緒也將大幅累積。
有鑑於人民幣國際化已是一項不可逆的政策，更是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工具，因此如何有效推動、同時削減內外部雜音，是中國政府必須認真思考的方向。做法上，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帶給出口廠商的成本壓力，持續鼓勵並輔導產業升級轉型，是必須的，而這也是未來十三五規劃的重點。騰籠換鳥，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下，絕對是彼此相輔相成的。
此外，面對金融業者的反彈，營造一個金融商品選項更加豐富、資本進出更加容易的經營環境，將可有效紓緩業者不滿的情緒。因為大型銀行特別在意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主要原因在於銀行長年結構性問題，即獲利來源大多依附傳統存貸業務，一旦存款利率上限取消，自然壓縮其獲利空間，競爭加劇下，亦不利其維持既有壟斷力。若能加速開放資本帳管制、允許更多衍生性金融商品買賣，金融業者才有機會脫離依賴傳統存貸業務獲利的思維，相對地，也不需計較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對其獲利及壟斷力的衝擊。換句話說，加快鬆綁資本帳管制腳步，除有利爭取人民幣納入SDR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也有利削減內部雜音。
最後，中國文化相較於西方文化而言，最為可貴的就是王道而非霸道文化。中國政府在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之際，四處攻城掠地、進行策略性外援在所難免，但應謹記老祖宗的教誨，徹底落實王道文化，善盡援助國的國際與社會責任，同時兼顧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平衡。如此一來，才能有效消弭反中情緒，創造新一輪的中國價值，最終遂行人民幣國際化目標。
(本文轉載於2015年6月24日旺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