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有位「Ｏ型ＪＫ３」的特殊血型病患，開刀急需六袋的鮮血，雖然已經有人捐了五袋，但是，同血型的呂姓男子被傳出「寧賣不捐」的說詞，而引來見死不救與世風日下的道德性指稱，誠然，『我不認識，但是，我要感謝妳』不應該只是一句公益行銷的廣告用語，而是有其還原回到從捐血、捐髓到其它等等更為深邃複雜的論述思考。
首先，對於該名男姓的舉措，即便是出於言辭表達上的口頭誤解，但是，倘若最後的結果還是堅持不捐的話，充其量只有正當性不充份而已，而毋須給予過多的道德性譴責，畢竟，這些近乎情緒性的人身攻擊，終極來看，還是無助益於提昇捐贈舉措本身的論述意義。
事實上，在思索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如何型塑以及如何有效運作時，西方學者Titmuss倒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觀點，Titmuss 將輸血（blood transfusion）視作為是一種禮物關係（gift relationship）的命題陳述，也就是說，「捐血」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國家內部之社會整合與社群利他主義的意義象徵，這是因為：倘若能夠成功地建基在關懷陌生他者（unnamed strangers）之認知觀念的心理機制上，那麼，從該種非市場導向的捐血行為會與制度性的福利措施，兩者之間有著極強的內在關聯性，終極來看，這種相濡以沫之生命共同體的價值態度如何被型塑，這才是檢視捐血行為的關懷旨趣所在。
就此而言，上述關於『禮物關係』命題之於台灣社會的經驗考察，在包括血液、金錢或是財物等捐贈行為上，台灣的表現倒是不會落後太多，只是作為一個福利國家及其所相與對應的成熟性，台灣社會在這一方面還是存在著很大的進步空間，以此觀之，對於上述該名男子的突兀舉措，自然是需要跳脫單純個體層次的行為檢驗，而是要進一步深究背後所蘊育的結構性意涵，比如說：對於風氣還不算太差的捐血行為，是否可能過於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屬性背景上，像是學生、軍人等，這也使得架接在同儕次文化的構造影響底下，對於捐血行為的公益行銷理當有其擴及到目標市場行銷（target marketing）、個體行銷（micromarketing）或是知識行銷（knowledge marketing）等等的論述思考。
至於，關於金錢或物力的捐輸上，更有可能在傳媒報導底下出現愛心快閃族的集中效應；而所謂從捐贈血液、捐贈骨髓到捐贈大體的不同舉措，除了是要破除「捐血或捐髓損身傷己」或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之」等等的認知觀念外，如何廓清血液、骨髓與身體之於私有財、公共財與殊價財的分殊意義；如何深究捐血、捐髓或是捐贈大體之非對稱性交換（asymmetrical reciprocity）的內在機轉，特別是能否順利地轉化成為一種「概化的權利與義務」（generaliz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的社會共識；以及如何昇華該種關懷陌生外人的情感連帶，這些都是未來推動贈與（giving）社會運動時所無法迴避的基本課題。
總之，感同身受的同時，我們也要尊重每個人的意願決定，這是因為即便是單純的捐血行為，其本身亦同時糾結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與道德選擇（moral choice）、自愛（self-love）與利他（altruism）等的多重性的論述意義，因此，如何從眾多的單一個案以歸結並深究背後集體或是整體的論述意涵，這才是檢視人力、財物、血液、骨髓與身體等等善行義舉現象的切入重點，就此而言，這裡的論述真義就不盡然在對於特殊情境、特殊個案與特殊舉措的情緒批評，而是該種個別性的贈與行為，其背後所根植之共善的集體心理認知（why give to unnamed strangers）為何？此一更為基進的論述思考是有它進一步深究與發問的必要！？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