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歹徒進入校園，隨機殺害小女童案件，引起全國的恐慌與驚嚇，歸究責任之餘，是否廢死的議題，再度引起爭議，而法務部藉民氣可用，迅予簽署執行，積塵已久的黃主旺等六人死刑。藉此，全國公民，不僅可檢視各個政黨的傾向、政治人物的矛盾善變，更可為兩岸政體，面對國際特赦組織壓力下，作為共同回應該壓力，甚至進一步司法合作的橋梁。
有死刑的刑法規定及執行死刑的機制，並非野蠻象徵，因為被害者的生命法益，必須被保障才可以回復國家正義及社會正義，這是最基本的原則，也是文明法治國必須遵守的底線，否則，國家豪無存在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縱然在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全面廢除死刑之下，屬於聯合國成員的美國、日本，仍繼續維持並執行死刑的主因。
所以，國際特赦組織及聯合國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不宜以廢死為由，逕認特定國家，違反人權，要求成立國家級的人權監督委員會，顯然對國家內政，做了過多的干預。
我國從善如流，於公元2006-2012 年間，技術上，暫不執行已判決死刑定讞的被告，並於2009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不僅完成首份人權報告，且在法務部成立『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廣小組』，以回應該兩公約。
就此，法務部長羅瑩雪於2014年4月簽署杜明郎等5人死刑執行令，加上前法務部長曾勇夫(2010年3月－2013年9月)，於其法務部長任內，共簽署三次，執行21人死刑，雖受到國內所謂廢死聯盟組織、人權團體、國際人權組織等的強力批判及壓力。但台灣仍有80% 以上的民意度支持，持另一層看法，認死刑應予維持並執行之。
所以，在廢死與判決、執行死刑之間，欲抓到平衡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命無價，兩者幾乎是零和遊戲。欲解決相關爭議，大陸的死緩制度，或許可為我國藉鏡。其係針對罪行足夠判決死刑者，在判處的同時給與兩年的緩期，兩年期滿後，受刑人將會面臨三種可能：「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兩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兩年期滿以後，減為25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則執行死刑。」
比較上，該兩年的緩衝期，比現行台灣死刑犯，經判決定讞後，不予執行死刑的擱置期限，還要短得很多。法務部長審視國內外政治情況，刻意擱置死刑的簽署，應予制度化，該死緩制度，或許可解決此類問題。
就以杜明雄、杜明郎兄弟，在大陸涉嫌連續割喉殺害三人，強盜財物案件，於台灣經更六審後，判決死刑，並於2014年4月，執行死刑在案。竟被廢死聯盟誣指兩岸協議，黑箱作業，所有的証據，均來自大陸等語。該言論相當偏頗，罔顧在台灣業經更六審判決，毫無蒐證粗糙及有刑求之情事。
將廢死主張，扯上政治操作，才是對生命權的最大傷害，而面對國際特赦組織壓力下，兩岸作為共同回應該壓力，甚至，藉此進一步建立司法合作的橋梁，反而係對人權最大的保障。
審視我國現在待執行的死刑犯，均為侵害生命法益，情節重大的的罪犯，其髮指犯行，已罪無可赦，合乎大法官在死刑的違憲審查中，所認定，為維護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實施剝奪生命權的死刑，屬立法形成自由，並不違憲。但在實際操作上，我國刑法已完全廢止唯一死刑的規定，對於已達判決死刑法定要件的罪犯，法官有很大的裁量權，決定最終是否判處死刑。所以，執行死刑或廢死主張，均是保護特定生命法益，而死緩制度的實施，可在兩者間，找到了一個安全瓣。
廢死也不應無限上綱到修改憲法，任意主張國內法與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衝突時，國內法應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廢死並非普世價值，執行死刑並無違反人權，對被害人及個人生命權的保障，才是亙古不變的定律。請問國際特赦組織可以以廢死為由，干涉依國內政嗎？在野黨可以以廢死之號召，作為政治鬥爭工具嗎？更何況在野黨在公平的遊戲規則下，也可透過選舉取得政權，屆時其主張又將如何呢？
【本文刊登於104.06.16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有死刑的刑法規定及執行死刑的機制，並非野蠻象徵，因為被害者的生命法益，必須被保障才可以回復國家正義及社會正義，這是最基本的原則，也是文明法治國必須遵守的底線，否則，國家豪無存在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縱然在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全面廢除死刑之下，屬於聯合國成員的美國、日本，仍繼續維持並執行死刑的主因。
所以，國際特赦組織及聯合國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不宜以廢死為由，逕認特定國家，違反人權，要求成立國家級的人權監督委員會，顯然對國家內政，做了過多的干預。
我國從善如流，於公元2006-2012 年間，技術上，暫不執行已判決死刑定讞的被告，並於2009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不僅完成首份人權報告，且在法務部成立『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廣小組』，以回應該兩公約。
就此，法務部長羅瑩雪於2014年4月簽署杜明郎等5人死刑執行令，加上前法務部長曾勇夫(2010年3月－2013年9月)，於其法務部長任內，共簽署三次，執行21人死刑，雖受到國內所謂廢死聯盟組織、人權團體、國際人權組織等的強力批判及壓力。但台灣仍有80% 以上的民意度支持，持另一層看法，認死刑應予維持並執行之。
所以，在廢死與判決、執行死刑之間，欲抓到平衡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命無價，兩者幾乎是零和遊戲。欲解決相關爭議，大陸的死緩制度，或許可為我國藉鏡。其係針對罪行足夠判決死刑者，在判處的同時給與兩年的緩期，兩年期滿後，受刑人將會面臨三種可能：「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兩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兩年期滿以後，減為25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則執行死刑。」
比較上，該兩年的緩衝期，比現行台灣死刑犯，經判決定讞後，不予執行死刑的擱置期限，還要短得很多。法務部長審視國內外政治情況，刻意擱置死刑的簽署，應予制度化，該死緩制度，或許可解決此類問題。
就以杜明雄、杜明郎兄弟，在大陸涉嫌連續割喉殺害三人，強盜財物案件，於台灣經更六審後，判決死刑，並於2014年4月，執行死刑在案。竟被廢死聯盟誣指兩岸協議，黑箱作業，所有的証據，均來自大陸等語。該言論相當偏頗，罔顧在台灣業經更六審判決，毫無蒐證粗糙及有刑求之情事。
將廢死主張，扯上政治操作，才是對生命權的最大傷害，而面對國際特赦組織壓力下，兩岸作為共同回應該壓力，甚至，藉此進一步建立司法合作的橋梁，反而係對人權最大的保障。
審視我國現在待執行的死刑犯，均為侵害生命法益，情節重大的的罪犯，其髮指犯行，已罪無可赦，合乎大法官在死刑的違憲審查中，所認定，為維護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實施剝奪生命權的死刑，屬立法形成自由，並不違憲。但在實際操作上，我國刑法已完全廢止唯一死刑的規定，對於已達判決死刑法定要件的罪犯，法官有很大的裁量權，決定最終是否判處死刑。所以，執行死刑或廢死主張，均是保護特定生命法益，而死緩制度的實施，可在兩者間，找到了一個安全瓣。
廢死也不應無限上綱到修改憲法，任意主張國內法與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公約衝突時，國內法應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人權條約之規範。廢死並非普世價值，執行死刑並無違反人權，對被害人及個人生命權的保障，才是亙古不變的定律。請問國際特赦組織可以以廢死為由，干涉依國內政嗎？在野黨可以以廢死之號召，作為政治鬥爭工具嗎？更何況在野黨在公平的遊戲規則下，也可透過選舉取得政權，屆時其主張又將如何呢？
【本文刊登於104.06.16蘋果日報即時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