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3日在出席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系列活動」視訊會議中，對於我國為二戰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美國在抗戰期間提供的大力協助，作了完整的陳述。馬總統的目的應該不只要回顧過去，而是在展望未來，希望為其繼任者留下一個寶貴的歷史經驗。
馬總統任內的最大成就，是為台灣內政建設營造了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也就是把過去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一度出現的「惡性循環」，轉變為目前的「良性循環」。有人把馬總統的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簡單歸納為「和陸、親美、友日」，甚至認為這是玩「外交平衡」的遊戲。實際上，台灣與美、日、中共的三組雙邊關係性質不同，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故不能視為要與三方維持等距離的關係。另一方面，以台灣的角色與能力，嘗試走外交鋼索帶來的風險極高，有可能加劇猜忌，造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惡果。
考慮到台灣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馬總統是從推動兩岸和解切入，意圖打破過去的「惡性循環」局面。馬政府的這項政策調整，受到美國的歡迎，因為它使美國可以避免介入一場可能與中共之間的軍事攤牌，這是促進過去七年來台美關係步步升高的原因；這項政策也讓周邊國家，包括日本在內，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發展與台灣的實質關係。台日順利簽署漁業協定就是實例。馬總統把處理兩岸問題的「擱置爭議、共同發展」原則，擴大運用到處理東海與南海的領土爭議方面，這也獲得相關國家的讚賞。實際上，馬總統的「倡議」不但擴大了台灣在國際舞台「發聲」的機會，也為國際爭議的解決，提供了一項確實可行的辦法。因此，馬政府的立場，以針對南海緊張情勢為例，不存在和任何一方合作或對抗的問題。
馬總統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訪美期間，針對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重申政府一貫立場，意義更是非比尋常。雖然有人以「面試」來形容蔡英文的訪美舉動，但身為在野黨領袖，又是該黨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此次利用美國之行來闡述其重大的政策主張，實亦無可厚非；蔡主席在美期間以民主為主軸，來強化她論述的說服力，也得到若干國際友人和國內支持者的歡迎，我們也不必因人廢言。但我們必須警惕，民主不是護身符。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的政治發展經驗顯示，當民主被異化成民粹後，不但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也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
蔡主席也多次強調「台灣意識」的概念，但沒有釐清台灣意識和國家認同的關係。政治學者杭廷頓說過：「國家利益源自於國家認同」。當一個國家內部成員存有「非我族類」的相互排斥感時，我們很難期待大家對諸如國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問題會產生共識。
就此而論，馬總統在視訊會上的總結，可以作為如何建立台灣共識的參考。第一是馬政府成功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處理兩岸關係；第二是以「低調」、「零意外」原則與美方維持雙邊關係。前者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讓政策具有「合法性」的來源；後者是考量國家的現實處境，讓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在台灣即將進入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我們期待所有角逐大位或是可能成為新的國家領導人，都能客觀評價馬總統明年卸任後留下的政治資產，讓兩岸關係和對外關係能有序地經營下去！
（本文刊載於104.06.04 聯合報）
馬總統任內的最大成就，是為台灣內政建設營造了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也就是把過去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一度出現的「惡性循環」，轉變為目前的「良性循環」。有人把馬總統的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簡單歸納為「和陸、親美、友日」，甚至認為這是玩「外交平衡」的遊戲。實際上，台灣與美、日、中共的三組雙邊關係性質不同，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故不能視為要與三方維持等距離的關係。另一方面，以台灣的角色與能力，嘗試走外交鋼索帶來的風險極高，有可能加劇猜忌，造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惡果。
考慮到台灣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馬總統是從推動兩岸和解切入，意圖打破過去的「惡性循環」局面。馬政府的這項政策調整，受到美國的歡迎，因為它使美國可以避免介入一場可能與中共之間的軍事攤牌，這是促進過去七年來台美關係步步升高的原因；這項政策也讓周邊國家，包括日本在內，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發展與台灣的實質關係。台日順利簽署漁業協定就是實例。馬總統把處理兩岸問題的「擱置爭議、共同發展」原則，擴大運用到處理東海與南海的領土爭議方面，這也獲得相關國家的讚賞。實際上，馬總統的「倡議」不但擴大了台灣在國際舞台「發聲」的機會，也為國際爭議的解決，提供了一項確實可行的辦法。因此，馬政府的立場，以針對南海緊張情勢為例，不存在和任何一方合作或對抗的問題。
馬總統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訪美期間，針對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重申政府一貫立場，意義更是非比尋常。雖然有人以「面試」來形容蔡英文的訪美舉動，但身為在野黨領袖，又是該黨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此次利用美國之行來闡述其重大的政策主張，實亦無可厚非；蔡主席在美期間以民主為主軸，來強化她論述的說服力，也得到若干國際友人和國內支持者的歡迎，我們也不必因人廢言。但我們必須警惕，民主不是護身符。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的政治發展經驗顯示，當民主被異化成民粹後，不但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也沒有使國家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
蔡主席也多次強調「台灣意識」的概念，但沒有釐清台灣意識和國家認同的關係。政治學者杭廷頓說過：「國家利益源自於國家認同」。當一個國家內部成員存有「非我族類」的相互排斥感時，我們很難期待大家對諸如國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問題會產生共識。
就此而論，馬總統在視訊會上的總結，可以作為如何建立台灣共識的參考。第一是馬政府成功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處理兩岸關係；第二是以「低調」、「零意外」原則與美方維持雙邊關係。前者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讓政策具有「合法性」的來源；後者是考量國家的現實處境，讓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在台灣即將進入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我們期待所有角逐大位或是可能成為新的國家領導人，都能客觀評價馬總統明年卸任後留下的政治資產，讓兩岸關係和對外關係能有序地經營下去！
（本文刊載於104.06.04 聯合報）